从匠人到艺术家的故事(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从匠人到艺术家的故事篇一

2012年2月10日，我国新兴版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噩耗传来，我悲痛至极。

力群是国宝级人物，是左翼美术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史。这个运动的主流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一位文艺家，能够经历左翼初创、白色恐怖、根据地生活、建国风云以至新时期阳光的，并不多见。因而可以说，力群的创作史，也是一个革命艺术家的奋斗史和成功史。

与鲁迅结缘，速写鲁迅遗容

力群的道路是艰险的，也是幸运的，他一踏上艺术之路，就遇到了历史的雷鸣电闪，就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那是1933年的2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曹白、力群、叶落发起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并自刻自印了120本《木铃木展》画册，立刻销售一空。“木铃”在杭州话里，有傻瓜的意思。画册的前言说：“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后的限度上，我们希望它总有铮铮作巨鸣之一日的。”力群以他的《病》和《生路》而踏上中国画坛。《病》中画了一个形销骨立、神情绝望、病入膏肓的人物，而在另一侧的窗外，则是汽笛震天、夯声砸地的建筑工程。也许此时力群的头脑中，已经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生路》则是武装反抗的形象，画面最突出的位置，是武装战士持枪出击和投弹的形象。此画刻在1933年，应当是我红军战士胜利打退第四次围剿的画面。木铃社的曹白刻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叶落刻的是《斗争》，同样锋芒毕露。于是，他们就“被几个佩着‘不郎宁’的狞笑的人带进牢里去了”。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愤然写下“木铃社早被毁灭”的记载。《写于深夜里》则对此事件作了充分展开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包括警察的诘问、三位青年的回答、杭州艺专训育主任的背景、监狱的阴森可怖，以及当时起诉书的内容等。

出狱后的力群，创作了《采叶》和 《鲁迅像》。画中的鲁迅，短须如芒，握笔如刀，有力地刺向鹰犬走狗，其战斗神韵，得到鲁迅首肯。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指构图出于拼凑，人物很少生动）。”鲁迅对力群的行踪和创作很关心，他说：“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在另一封信中，则指得更加具体。他说：“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三个……》初看很好（指《三个受难的青年》），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鲁迅的批评，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力群在鲁迅生前，没有面受教诲，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鲁迅逝世后，力群与陈烟桥、黄新波、司徒乔等，急往住宅瞻仰，并速写鲁迅遗容。

南京陷落后，正面抗战中心转移到了武汉，郭沫若成为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力群和赖少其、罗工柳、王琦等一批版画家投入郭沫若麾下，成为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的骨干。他们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力群为五个常务理事之一。出版了《抗战木刻选集》，举办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开办了木刻研究班。一时，武汉成了中国木刻家的活动中心。力群以《人民在暴风雨中》《兴安岭风雪》《北战场哨兵》投入抗日洪波曲的节奏中。那时，以杨靖宇为旗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了东北光复的希望。力群将目光投向东北，投向抗日联军，他创作的《兴安岭的风雪》，黑幕阴沉，风雪肆虐，那里的每一片雪原，每一块石头，都展示着强劲的力度。《北战场的哨兵》，以警惕的眼神，守护着祖国的边地。这时候，力群每一刀刻下去，都弹出雄浑的节奏，这分明是说：中国不能亡！中国不会亡！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终生实践“讲话”精神

1940年，是力群生命史上簇新的一页。这年的一月，严寒冻裂了顽石，但却冻不熄力群心灵的烈火。他和安林一起，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院来到了延安。沿着延河，他畅快地呼吸，放声地呐喊：母亲，我来了。

现代史册中，留下了他在延安岁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的帽子弯着沿，眼镜耷拉在鼻子上，眼神里透出了几分豁达，几分幽默，几分潇洒。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力群担任了美术系教员，但他从心里说，我是教员，更是学生，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宋侃夫讲党课，他参加了；周扬上艺术理论课，他课课不落；周立波讲“名著选读”，他绝不放过机会。1940年冬天，鲁艺美术系的同学要到张思德所在的那个劳山烧木炭。力群得悉后，立即跟车前往。从光秃秃的延安来到劳山，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满山满壑树木茂密、枝叶婆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使这批搞美术的青年诗性大发。回校后，力群立即创作了《伐木》《运木》《烧炭》等组成的《烧炭组画》。

从1940年到1942年，力群在延安创作了《饮》《听报告》《打窑洞》《帮助抗属除草》《陕北女孩像》《延安鲁艺校景》等。一时，他艺思泉涌，不可遏止。其中的《饮》，以山西老乡为模特，刻画了一个捧罐饮水的老农形象，那浑厚的臂膀，那粗壮的身躯，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凝结了劳动人民的体格美和精神美。

1941年8月，鲁艺为力群个人，又为他与古元、焦心河、刘岘举办了木刻作品展，赢得了大家的赞赏。黄钢撰文指出，力群这次个展的特色，就是“从凭借报章消息与想象的取材里走出来”，“以他所眼见而且熟知的事物而动笔的”。他“很忠实地对待对象的创作态度，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刀触和表现手法”。艾青在《解放日报》上赞扬力群的新作是他“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是“木板上的抒情诗”。

1942年5月，力群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他认为这个讲话是“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他更加自觉意识到，艺术的主体是胼手胝足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历来被人鄙视、被人嘲笑的普通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堂而皇之地踏进艺术的殿堂。从此，他更加注重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联系，更加自觉地走民族民间特色之路。他热烈欢呼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诞生。他创作了《丰衣足食图》，将传统年画的神像格式运用到根据地的新年画中，人物脸上洋溢着作为生活主人的自得与自信；他为文教英雄陶端宇画了连环画，并将其中一幅刻成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此中特有的农村生活韵味和人文气息，跃然纸上；他给新秧歌剧《小姑贤》作了五幅插图，这种以阳线刻制的画面受到了群众的酷爱，给了画家从事木刻以来没有过的喜悦和震撼。

周扬在《延安木刻选集》序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的实践过程是等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从《饮》到《为群众修理纺车》的作者，仅仅是由于表现技巧上的转变吗？”他进一步说：“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和人民共甘苦，深入生活还要具备正视生活的视角，只有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的艺术，才能够与人民相结合，才能获得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饱和着生命的健康的创造力。”

作人民艺术家，刻不朽版画

新中国建立后，力群历任《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为开展新中国的版画事业而辛勤奔走。就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他的书斋名为“怀延斋”，以延安精神投入艺术实践。建国后的17年他创作了《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毛主席的代表访问老根据地人民》《社干会后》《田间归来》《新媳妇走娘家》《窗外歌声》《抗旱浇麦》等，也画了一些抒情小品，如《百合花》《瓜叶菊》《石竹花》《黎明》《北京雪景》等。在《向劳动模范李顺达应战》中，那些太行山民个个活灵活现，有慷慨议论的，有郑重提议的，有掐指细算的，有详加解释的。他们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影响下挣脱出来，一脸主人翁豪气，一脸的集体主义新思维，把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解放活脱脱表现出来。

1960年，力群到宁夏吴忠市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直接接触到如地泉喷涌的生活素材，使他激情难抑，想象飞泻。1962年，他就画出了《雪后》《二月》《少女》《秋曲》《稻浪季节》《耧声响遍黄河岸》《宁夏之春》《春夜》《林茂羊丰》等一批作品。《林茂羊丰》黑白点缀，疏密相间，枝叶婆娑，蝶飞雀鸣，画面朴素而明快，有很强的审美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力群成为耄耄老人，但他志气不衰，美趣不减，除了木刻，还画出了一批写意国画，表达出他强烈的人格追求。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3年，中国美协授予他“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力群与《山西日报》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是：1988年3月，他给寄来一篇文章：《我与作家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存在着乱伦、色情和放肆的性描写。这些作品“脱离人民”，“对人民失掉了责任心”，“感染了流行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病毒”。因此，他呼吁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放在现实的创作背景上，让人更加感到这位左联老战士的嗅觉之敏锐和眼界之深邃。

从普罗战士到人民艺术家，力群走过的是一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路，一条艺术与革命与人民的结合之路，一条辛勤耕耘、终生不辍之路，他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责编 曲星）

从匠人到艺术家的故事篇二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汤兆云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7年5期第23～27页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

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

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正当我国人口控制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时，1957年夏，在整风“鸣放”高潮中突然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之中。1957年2月，他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还表示赞赏；但不久他就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红旗》杂志文章《大踏步前进的九年》据此说：“解放了的人，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决不是反动阶级的头脑能够设想的。”“而当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成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陈伯达、康生的发难把批判马寅初及“新人口论”运动公开化。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当面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家”。同年5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文章。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发表了18篇批判文章。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余人，他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纸发表了58篇批判性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给“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说他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等。这一时期，一些同意马寅初“新人口论”观点的人，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风云再起。由于马寅初一直拒绝做检查，康生非常恼火。他要求北京大学从政治上批臭马寅初，然后将他调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贴了数千张大字报，还有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燕南园36号马寅初的住宅。北京大学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报刊再次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人口论”，并且说马寅初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粮食严重短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了23.21个千分点。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面对人口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及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首先再次提出要“节制生育”。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很明显，处在实际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国务院总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庞大人口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沉重压力。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认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强调为“既定的政策”，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对实施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节制生育问题作出指示。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晚婚和节制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毛泽东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督促下，1963年10月，卫生部对不利于节制生育的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进行了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并做出限制早婚的全国性统一规定。

为了使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落到实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开始组建。1964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务院秘书长任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期，各省、地市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也开始组建。

计划生育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技术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

节制生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又使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中中止的有关节育的宣传活动悄然兴起。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有关计划生育的通俗读物，报刊杂志又重新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怎样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并在全国发行。

“人口非控制不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人口政策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

于是，在**的年代里，我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左右，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当时已经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贫困化进程难以遏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动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同年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973年8月，他再次强调：“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计划生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5年2月，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发展计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于是，“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自然地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为此，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9.01‟，则不应回升。”1973年，国家计委把国务院提出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具体指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向有计划生育的过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