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介绍武汉的历史(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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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武汉的历史篇一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汉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开始进入字符积累阶段，商代时期已构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

汉字这个名称，得名于汉族和汉朝，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同时也是流传范围最大的一种文字。

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分歧。新中国成立，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专门机构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规范，俗称“简体字”(50年代以前的汉字俗称“繁体字”)，并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普及推广，在这些工具书上并列简化汉字和繁体字。简体字在中国大陆、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使用，港澳台等地区仍使用“繁体字”。汉字是非拼音文字，在写法上，和拼音文字明显不一样，即使是在中国的邻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汉字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向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物语”“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当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安阳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此刻陶器上头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头的符号。能够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供给了新的依据。

经过系统考察、比较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此刻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经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景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能够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介绍武汉的历史篇二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向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当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此刻陶器上头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头的符号。能够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供给了新的依据。

经过系统考察、比较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此刻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经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景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能够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构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构成应当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以往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仅表此刻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此刻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构成了自我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述的资料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构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之后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到达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可是小篆也有它自我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日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先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异常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异常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一样，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所以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日十分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介绍武汉的历史篇三

甲骨文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其中，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失传，仅有中国的汉字沿用至今。

传说中，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黄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汉字，造字时天地震惊——“而天雨粟，鬼夜哭”。从历史角度来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更可能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有观点认为《周易》中的八卦对汉字构成有较大影响，但支持者甚少。

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之后用特征图形来简化、代替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必须程度，并构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构成。

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器，其上170多种符号中，部分特征与甲骨文有较大类似之处。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构成过程推定到距今6000年以前。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构成中（或构成前）不一样阶段的表现。

可是，商朝以后的汉字和这些几何符号是否一脉相承？这个问题还在争议中。许多学者提出，这些符号不必须是汉字的前身，甚至不能绝对肯定是文字符号。

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的发展过程，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称为古文字。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认出近2000字。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氏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

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很多异体字的情景，“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传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所罕见。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一样的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很多增加的阶段。但事物众多，不可能都用单一汉字表示，且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本身的学习困难，汉语逐步从单字表意演变为词语表意为主导。

在秦始皇统一汉字后，汉字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很多新造的字不断出现：

隋文帝杨坚原为随国公，但因“随”字的“辶”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辶”，而造“隋”字作为国号。

唐朝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

五代刘岩取“飞龙在天”之意创了自我名字内的“龑”字。

在近代，由於很多西方知识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着“beer”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一个问题，最初译为皮酒，后觉不妥，於1910年左右创造了“啤”字——译为“啤酒”。为了表示英制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呎（英尺）等。可是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出《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已不再使用，但台湾等地仍可见到。

目前由於信息化及用字的规范，汉字已经不再任意增加新字。唯一的例外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各种元素，如“氦”、“氯”、“氡”、“锗”、“铬”、“铀”等。这种造字方法还在一向沿用，用于新元素的命名。化学元素的造字规律详见元素。

六书是汉字构成的分析，在周礼中就提到了六书，可是没有说明具体资料。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的汉字构造规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惟要注意的是，“六书”是对汉字产生的整理及分类，并不是造字的法则。

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之后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代替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草书、楷书、行书等字体迅速出现，不仅仅满足了公文和日常需要，还构成了浓郁东方特色的书法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用于印刷的新字形宋体，在现代又陆续出现了黑体、仿宋等字形。

介绍武汉的历史篇四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民族使用千年的文字，那么汉字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汉字历史悠多久呢？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许慎《说文解字》试图作出比较圆通的解释，认为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启发人们根据不一样事物去作不一样的符号。

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最终不能满足，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见鸟兽蹄选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并说仓颉初造书契时，“依类象形”谓之文，之后“形声相益”谓之字。

经过长期演进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元命苞》则说，仓颉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手掌纹路等，都是他据以创作文字的基础。在近代文字学建立以前，《说文解字》有关汉字起源的学说，无疑是最权威的。

然而，《尚书孔传》和《拾遗记》则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文籍也在他那个时代兴起，这显然要比黄帝时代早得多了。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经学六变记》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手制定的。但甲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的发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十分接近于文字，异常是大汶口文化陶符卜、1、&、舍等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于是人们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

然而，平心而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并且能释读的更少，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可是陶刻符号的发现和释读，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人们寄期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介绍武汉的历史篇五

甲骨文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

结绳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又如《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义》：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东汉以后，不少人把汉字起源附会于结绳。

八卦说：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并不统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等等。《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提到八卦源自庖牺氏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摹象，这与“依类象形”而作的汉字的起源是相似的。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八卦和书契（文字）的作用相提并论，把汉字的起源与八卦联系起来。

仓颉造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画像“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和“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刻契说：刻契是古人在结绳记事后又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记事法，多作契约用，比结绳记事进步多了。所谓“刻契”就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上刻痕。《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周易·系辞》郑玄注：“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符合。”郑玄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即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这种刻契具有记事记数的作用，可以作为契约的凭证，也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刻契的一些符号与某些汉字形体相似。如“一、二、三、亖、”与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别无二致。宋末元初戴侗提出“书始于契，契以记数”而“各如其数”，认为“刻识其数”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源头。

刻划说：郭沫若先生立足于半坡陶符与殷商甲骨文的比较考察，认为早期的文字可以从结构上分为“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从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来看，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单字。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已有固定的音形义，当为汉字之源头。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图画说：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盛行“河图洛书说”。《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指出：“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介绍武汉的历史篇六

中国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不过这是个现代词汇)。些许零星分散的陶器标记和其他人造器皿上的符号可以追溯到三千到四千年前，不过它们构不成可以记录一种句法清晰的语言的书写体系，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与后来中国文字有什么关联。这样，基于现存记录，中国的书写体系首先出现于将近两千年前，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二者都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明显略先于埃及)要晚。这自然生发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字是否独立产生?以下几点证据会表明，颇有一些刺激性传播发生着作用：一、汉字看起来是在一夜之间羽翼丰满，没有经历过长期的逐渐演化过程，而在西南亚，文字产生中的这些演化有案可稽;二、汉字被证明是紧接着炼铜术产生的，并和马车的出现几乎同时，而考古学家和科学史专家已经确认炼铜术和马车都源出于西亚;三、中国文字体系的特性(基本上是具有语义量词和听觉元素的语素音节，同时也包括象形成分和表意成分等等);四、许多学者多次独立发现最早汉字的一些字符群在视觉上和对应的西亚字符群很相像(在中国用于计数和历法的二十二个天干地支，可比之于在它之前的腓尼基人和乌干特人呈现各种变体的二十二个字母[特别是其最短形式最明显])，并且就我们所知的三千多年前它们的发音而言，它们似乎有共同的语音对应(这不必然需要黎凡特地区和中国之间有直接联系，而是某种间接传播，或者刺激物最早产生于东西方之间的某地，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五、大量个体汉字在形状上、意思上以及有时甚至发音上很像其西亚对应字;六、已经高度发展的汉字在最初的几百年间只服务于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用途(王朝卜筮的记录)，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又用于另一个高度专门化的用途(贵族青铜钟鼎上的铭文)，这暗示着汉字为贵族或者神职人员及其后继者这一小团体所垄断，他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书写汉字的技能。以上没有哪个单独证据能够充分质疑汉字的本土原生性，但是这些证据加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不能轻易打消外来影响的可能性。

不论它何时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汉字原来只是用来记录卜筮中的问与答，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甲骨文。甲骨文和商朝国君有密切的关系，起始于武丁(在位时期：约前1200—约前1181)及其长于卜筮和释卜的亲近顾问。这样，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王室专属物，专门指派给史官卜人。然而在近东(西南亚和东北非)，早期的文字有从经济管理到文学宗教等各种用途。

不能说甲骨文是出于一种文学意图，它们所触及的仅是君王所感兴趣诸主题的一小部分，但是有时也显示出某些文学效果，或者预见了后来中国文学写作的一些特质。下一时期的文字(金文)同样也是如此。金文主要是在周朝，不过重要的是，汉字在这一阶段已经伴随着青铜器流布到王公贵族一层。而且，现存最长的金文从甲骨文的十数个字扩展到将近五百字。

随着文本长度的增加，汉字的数量也激增。甲骨文单字总共加起来接近4500个(包括约1000个异体字)，其中仅有1000到1500个字有后世的对应文字。周朝的金文有差不多4000个单字，其中略超过2400个字是可辨的。由于证据过于支离破碎，所以很难确定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丝帛、竹简、青铜和石刻铭文等中使用的汉字数量，不过肯定是超过了5000个，包括各地使用的许多异体字。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统一六国，“书同文”政策清除了各地的异体字和重复字，不过不久汉字的数量又再次激增。此后各时代字典收录的汉字个数如下：9353(100)，11520(约227—239)，12824(400)，13734(500)，22726(534)，26911(753)，31319(1066)。最近的字典收录了超过六万个汉字，有两部字典甚至收录了超过八万汉字，而几位北京大学学者甚至计划编写一部罗列超过十万汉字的大字典。汉字的这种天文级数量对于表音文字使用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字母表中的字母通常在20到40个之间。

实际上，汉字的数量是开放的，仍然在不断增长。汉字使用者可以自由创制新字(许多人这样做了，比如在取名时，或者科学家首次发现未知元素时)。某个汉字一经创制，它就永久在汉字表中获得一席之地。这迥异于不增加字母总数而通过重新排列字母来创造新词的表音文字(莎士比亚一个人创造了将近1700个新词，比如barefaced, castigate, countless, critical, dwindle, excellent, fretful, frugal, gust, hint, hurry, leapfrog, lonely, majestic, monumental, obscene, pedant, radiance, submerged和summit)。也就是说，无论英语中加入多少新词，字母的数目(26个)是不变的。当然，汉语也可以通过组合语素来增加词汇量，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在官话中，天、花、粉和板四个字可以组合成为“天花”“天花粉”(栝楼根制成的一种中药)“天花板”等等。实际上这是汉语中创造新词的标准方式，但它没有阻止新汉字的激增，这部分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全新语素产生，不过也是由于人们希望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创造新词。

很明显，人们只能记住这些天文级数量汉字中的很小一部分。若要基本能够识文断字，需要记住1000个汉字，2000—3000个汉字则足以应付大多数环境，而达到“完全识读”水平(包括读报以及就各种主题进行书面交流)则需要约4000个汉字。掌握6000个汉字(中文处理软件和常用案头字典所提供的汉字字数)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单个人是否掌握1万或者更多汉字则值得怀疑。大多数书写都习惯性地仅限于使用几千个汉字，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今天，在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唐诗中亦如是。数万汉字中的许多字在历史上仅仅被使用过一两次，它们的发音或意义(或者二者都)很难确定。然而，字体创建者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汉字，因为它们会不时出现在文本中。信息处理专家必须准备提供至少25000个汉字以敷日常之用，即便这些汉字中的绝大多数在大多数文本中的出现频率小于十万分之一，它们仍然不时出现在姓名、历史事件、词汇讨论等中间。

汉字的数量虽然很庞大，但它明显不等同于任何一种汉语中的全部词汇，也更不等同于所有汉语中的全部词汇。实际上现代标准汉语中的词通常是双音节的，即便是文言文中也经常使用双音节或者多音节的词或者术语(包括所谓连绵字、复合字或者复音字、拟声词、同义词，以及其他种类的共同词项)。于是，虽然汉语被广泛认为是单音节的(由单音节词构成)，但是经过对实际使用情况的细心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汉语中的绝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但是包括英语在内的绝大多数其他语言中的语素也以单音节为主，另外在汉语中(甚至在文言中)有大量多音节语素，比如“蝴蝶”“蜘蛛”“孑孓”“琵琶”“枇杷”“珊瑚”“麒麟”“凤凰”“忐忑”“逶迤”和“尴尬”。这些词中的一部分也许在古代是包含复辅音的单音节字，而语音演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音位配列导致了汉语中所有复辅音的分裂。复辅音被再分配在两个相邻音节中，这叫做“一分为二”(dimidiation)，此种双音节化过程似乎在晚近的上古汉语中相当常见。并且一些学者认为，复辅音的分裂和某些末尾辅音的消失导致了汉语中声调作为一种补偿而诞生。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这些过程也导致了双音节词数目的激增，使得汉语在面临日趋同音化时，能确保口语中有足够的词汇差异性，特别是在一些汉方言中的声调日趋减少的时候(在普通话中，现在只剩下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但在一些传统分支如闽南语和粤语中，声调要多得多)。

藏缅语中的对应词研究，以及与印欧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语系之间相互的古老借词比较，表明了汉语中原来是有复辅音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语音变动，汉字本身的音节特性也强化了复辅音的分裂，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音节文字都展现了一种在结构上单个辅音加元音的大趋势。类似的语音约束，加之以上提到的对极致简洁的追求，也导致了曾经一度存在于上古汉语中的词形成分(前缀、后缀和屈折等等)的丢失。而在中古汉语，甚至在现代汉语中，这些丢失的词形成分在上文提到的阿尔泰化和白话过程中，又得到了复原，区别在于语法成分不再加于词根之上作为变化，而是作为加于语素音节开头或末尾的单独音节(书面中则为单独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