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和而不同对国际的含义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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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对国际的含义篇一

全球化首先表现出的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化”的影响逐渐向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辐射开来。因此，正确解读“全球化语境”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当下中国西部电影及其发展，有助于明晰中国西部电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我们在通过中国西部电影建构国家形象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全球化语境”及其相关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全球化语境中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全球化为不同实力的国家建构本国形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成本，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的国际信息垄断壁垒；“依托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可以打破西方国家设置的各种‘落地’障碍，及时将大量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推动下，传统媒体与国际互联网的联姻，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和舆论空间，民众有机会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而不是受制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传媒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的空前发展，也带来了信息控制复杂化和信息流量不平等的问题，对国家的信息安全、保持文化独特性以及本国在全球传播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是全球化语境中的隐性特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孕育人类共同属性和共同追求的共同价值体系的温床。尽管各国际行为体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各有差异，但是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共有主题的同时，追求理性和良知、合作、民主、人权，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标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认同趋势随之强化。但是，“全球化时代，共同价值体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民族甚至个体的价值观消亡，而是要以这些具有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作为存在基础，采取‘和而不同’的存在形式，进行本土价值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地域化的转变”。

西部电影对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与国家形象的贡献

从1984年至今，中国西部电影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主创作生产的极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意识和特征并具有现代影像表述语言的中国西部电影，在我国电影观众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无论是青春躁动的《人生》、拙朴浑厚的《黄土地》、执著坚韧的《老井》，或是风情浓郁的《黄河谣》，带给我们的都是令人魂牵梦绕的黄土地上历史与文明胶着的震撼。伴随这种心灵深处震撼的还有对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崇尚。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后期，中国西部电影在国内外影坛声名鹊起，众多优秀的电影人凭着自己的优秀作品走出国门，再手捧奖杯带着国人的骄傲和满身荣耀而归，让国际影坛对中国电影和电影人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让国人在谈及国产电影时挺直了腰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更有传承这些文化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些杰出电影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争取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中一定的话语权，十足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吸引力之强。

西部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国家形象问题分析

当然，中国西部电影在其短暂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令世人瞩目的业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尤其在国家形象建构方面。这也正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之处，这其中以张艺谋导演的早期电影作品最为典型。尽管张艺谋说他的电影表达的是对生命的讴歌和赞美，但是在这个深沉的精神意蕴之外，则是对落后的奇异民俗疯狂追捧的外在表现形式，犹如一袭长满虱子的旗袍。

第一，对民族精神的曲解。中华民族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社会关系秩序，崇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念，养成了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不但颠覆了传统礼仪，而且推翻了固有的社会关系秩序。野合、乱伦、偷窥、弑父等为西方电影津津乐道的电影符码，也成为张艺谋早期电影表现的主要内容。张艺谋就在迎合西方电影观众的喜好中一再重复着自己，在标新立异的浮华背后走上的是一条电影同质化的道路。

第二，对国人形象的丑化。这一点并不是刻意而为，实属无心之过。由于电影人立足于自身独特的视角，张艺谋导演的早期电影中展现的往往是中国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地域、某一特殊群体的点点滴滴，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观众而言，这某一点所传达的就成为整个中国的国民形象。于是在西方观众心中，中国民众说多愚昧就有多愚昧、说多落后就有多落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狡诈、野蛮、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等劣根性，定型为西方观众心中的当代中国的国人形象。

第三，对民族文化的臆造。张艺谋导演的早期影像世界，拍摄了颠轿、祭酒（《红高粱》）、点灯、捶脚（《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民俗风情。有学者考证这些民风民俗并不存在于我国56个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之中，而是张艺谋导演的后殖民思维的想象，因此批评这些民风民俗是“伪民俗”。虽然对于电影作品本身而言，这些臆造的民风民俗成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部分，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文化而言，这些臆想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甚至造成观众的曲解，尤其是对不了解我国实际情况的国外观众而言。

和而不同――西部电影建构国家形象再思考

总结以往的西部电影走出去的模式中的问题与经验，突出表现的是“不同”，在国家形象建构上略带自嘲。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壁垒被突破，国家之间相对封闭的政治与文化的大门也悄然而开。在这样的语境下，如若一味地突出不同的、一厢情愿式的表达，虽能造成一时轰动或者是一个阶段的市场开拓，但是长此以往，则不利于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建设。西部电影作为承载着民族文化传播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有力平台，肩负着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神圣使命，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作为，是电影人、专家、学者们共同研究的历史性课题。我认为，西部电影要打开国门，带着民族自豪感抬头挺胸走出去并在国际影坛上站稳脚跟，应当走“和而不同”之路。

第一，西部电影发展要力求在国内国际电影市场继续保持良好的影响力。可以说，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西部电影中展示的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正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滑坡，西部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渐疲软，市场日益萎缩，其原因有二：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世界各国传媒业及影像出版业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互联网和手机带来的传媒环境的转变――信息分化，加之好莱坞全球化霸权主义的电影文化扩张；从内在因素来说，中国电影产业长期缺乏产业化机制和运作规范，电影在生产、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有不少电影人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经历变革、国人观念转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简单地把电影从艺术的殿堂推向商业的洪流之中，遗憾的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所谓的大片、所谓的商业化电影均陷入了国人叫骂不叫座的尴尬境地。基于以上分析，面对今非昔比的大环境、大背景，为了继续保持西部电影的国际、国内影响力，西部电影人一方面要调整心态，努力创作出适应新的传媒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佳作，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第二，西部电影发展应力求在追求民族化个性化的同时注重全球化背景。正如享誉国际影坛的独立电影制片人阿瑟・科恩所说：“一部好的影片要能够表达人类普遍关心的感情，让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得懂，才能真正传播民族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的电影人在创作影片时将两个转化注入其中，即本土价值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地域化。一直以来，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傲慢与轻视，另一种是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所产生的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与崇敬。时至今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西方话语霸权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西方话语霸权显得有些苍白，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已不足以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崛起让世界看到了东方价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渗透的指导意义。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我国西部电影应当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丰富普世价值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非自顾自说。

第三，西部电影发展应对不同国家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输出和市场拓展。2008年暑期，一只身怀功夫的熊猫席卷全球，在全球各大影院火爆上演，在我国国内市场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熊猫”、“功夫”――典型的中国形象却贴着美国制造的标签，在观众嬉笑欢愉的背后渗透的仍是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情结。美国人用我们的文化元素承载他们的价值观制成产品，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和反省。在反思的同时，我们看到玄机之中还透露着指导意义。当然，这种手法其实早已不新鲜，美国人与日本人均十分熟稔。因此，取其精华――对于西部电影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好莱坞大片的运作模式和日本动漫产业发展的经验，开辟出一条适合我国文化的输出和健康发展之路；另外，我们可以借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传播民族文化和建构国家形象上的成功经验，“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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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阿利：《中国西部电影二十年》，《电影艺术》，2004（2）。

3．齐钢：《全球化语境下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性悖论》，《理论与创作》，2007（6）。

4．陈墨：《赤诚与迷惘――吴天明电影创作道路评析》，《当代电影》，2003（1）。

5．宫一栋：《远离黄土地的陈凯歌》，《电影画刊》，2006（1）。

6．尹鸿、唐建英：《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软实力》，《当代电影》，2008（2）。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第二传播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