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状元

流浪状元

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刘宁称“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并觉得像多数人一样工作结婚很无聊，宁愿选择当“流浪汉”。父亲刘国华怒斥其给家人丢脸，给整个县丢脸。

流浪状元辛酸记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5岁的刘国华(化名)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昨日的许多媒体，都转载了《成都商报》以此开篇的报道“理科状元毕业四年未找到工作流浪街头”：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之后，刘宁与家人开始了一场持续流浪与不懈寻找的心酸游戏。

于很大程度上，曾经的理科状元至今已成为一个家庭的愁肠，同样，舆论对这条新闻的反应也是强烈的。只要点开微博，对于此的沸腾观点，我们都并不陌生。在之前大学生毕业后工资比民工父亲低、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亲气绝服毒的新闻讨论中，它们事实上就一直存在：或感慨于“知识依旧无法改变命运”，或感叹于当下的大学教育竟然教不会学生基本的谋生技能。在议论声中，“理科状元流浪”事件被附加上种种同情性因素，几乎所有人都想从中进行社会性索解。

流淌于“状元流浪”事件中的焦虑感，并不难被清晰感知，不过我依旧想慎重地指出：不要对这则个案进行高蹈的抒情。围观者的惋惜乃至同情，显然是因为预设了一个前提：所谓高考状元，就应该是人生与事业进程中的持续卫冕者。然而，此观点太经不起推敲。状元能成为高考中的胜出者，这充其量只意味着他拥有了一个优于常人的发展起点。之前的一份针对1977年至2008年间1000余位高考“状元”的调查报告亦显示，在毕业之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只有把流浪的刘宁首先还原为一个“社会人”，而非“状元”，我们或许才能读懂作为个体者的抉择与挣扎，才能看到在他身上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至少从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在毕业之后，刘宁并没有放弃对工作的找寻。但残酷的现实，让他听到的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刘宁想留在安徽，却在数次求职后，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于老家县城，犹在流传的高考美名，则愈加坚定了刘宁发誓要找份好工作的决心。刘宁仍然有梦，但现实已不愿再支付给他梦想成真的力量。当一度高傲的心灵遭遇自以为的巨大打击，出现此后的逃避与流浪太不意外。

这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时下大学生遭遇求职挫折相对极端的样本：在漫长的过去，对于高考状元甚至是大学生群体，我们都曾赋予其太多的含金量，并惯于用考试成绩去给某些人编制长久的桂冠。根深蒂固的状元情节当然其来有自，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尽管状元与大学生们仍在支付着昂贵的教育成本，但平民化的大学已只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准白领。依旧用精英模式教育出来的大学生，遭遇就职过程中的巨大失落，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出现一个失落后的流浪状元，也并不那么令人莫名惊诧。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理科状元流浪记”，而非下意识地进行抒情，一浇心中块垒。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该条新闻中真正的症候所在。它首先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偏低之大学生的个体困顿;然后是社会需要加速提高整体的就业率，并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对白领或中产阶级进行适度倾斜。倘若寻常工作也能获体面的收入，那么理科状元刘宁自然不会去选择孤独的放逐。而当务之急，则是给已被找到的刘宁进行一次到位的心理干预，赋予他重新找寻工作的勇气。困顿与苦难永远是个体的，我们不能徒剩泛泛围观的热情，那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