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

人物介绍

周惠原名惠珏，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革命

1941年初，调中央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青委委员、群委秘书、偏城县工作团团长等职。1944年，担任中共太岳区二地委委员兼士敏县（今沁县）县委书记。1945年春，调任中共冀南二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党委委员。1947年，任中共夏津地委书记。1949年，任湖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兼中共益阳地委书记。1951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常德地委书记。1952年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1977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二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年担任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周惠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列席了党的第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人物事迹

周惠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1969年至1979年曾划归东三盟管辖。东三盟的农村改革明显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调查，听说音河公社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盖广义同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坚持要去看看。盖广义面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毫不掩饰地说：队里有人说要“包产到户”，俺就说要将队里欠信用社的贷款也一并包到户，这下他们就不敢包了。然后他还很得意地说：俺让你包！周惠同志听得直笑。到离开时周惠同志也没有批评盖广义，只是深情地对他说，现在这个搞法我们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欠的贷款却越来越多，总得想个办法呀！“包产到户”也可算一个办法吧？
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他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踏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报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报。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后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在全国牧区作了推广。

回忆录

周惠文章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开始与周惠同志直接接触的。1979年农历腊月2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宝音图秘书长找我，说拟调我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身边工作，侧重文字方面。初三上午9点多，宝音图领我去了周惠同志处。周惠同志只问了我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什么时间入党等。然后说跟他去中央开会，并叫来机要秘书交待我做些携带材料的准备，对给他做秘书的事却只字未提。
在会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周惠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包厢里。周惠同志能喝点酒，我当时也可以喝点，便边喝边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郑重地说：小田，调你来帮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原来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我常讲些不同意见，我们也常争论，可我们关系很好。我顿时说不出话来了。我原本对这次调动不很情愿，但现在老人把话说到家了，我还好说什么呢？与此同时，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亲身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报实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讲话更放开了。聊着聊着，我就冒出了几句话：周书记，那我对您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但我们记者有条规矩，就是事实讲错了我负责，而认识上有错是允许的；如果我的错误认识被您采纳了就应该是您负责，而不是我负责。他没有任何犹豫，一边喝一边点头，并非常轻松地说了声“那当然”。
确实，周惠同志听意见，首先看真话还是假话，然后才论是对话还是错话，而且是只论对错，不计较态度、方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粮田”、“责任田”（集体）的改革。公社书记马崇发有点胆识，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倒春寒”，取得了当年出乎预料的好效果：“口粮田”单产成倍地超过“责任田”。所以，1980年不仅中滩公社由“口粮田”、“责任田”发展到了“大包干”，而且县委书记还要在全县推广。这是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一个郊县，所以，一时间引来好多说法。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这个公社调查，随同调查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谈到他们的做法时，这位领导很激动地说：这不真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而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则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加以阐述。周惠同志越听越高兴，笑着说他们讨论得很热闹，鼓励他们继续讲下去。但周惠同志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说，他是全国搞“包产到户”最早的三个省（区）委书记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兴，就是觉得他们都讲的是真心话。最后还说讨论得好，当然也很明确地表示可以试验，特别强调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