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诚

经国密友

浙江

沈诚先生1921年出生于浙江，受家庭的影响，自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出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又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并与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充当两岸信使埋下了伏笔。
1949年他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那时起其内心就有了一种飘零之感，思乡的情愫从未间断。祖国虽近在咫尺，但却因两岸消息闭塞，他也只有雾里看花的份儿。 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里打转，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到报社给沈诚送来了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岸还是“隔海对峙”的形势，收到这样的一封邀请书，沈诚心中有些纳闷，隐隐还有一些不安。经过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这一次盛大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嘉宾是全球统请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还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这让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由于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动。如果要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必须对台湾官方有个交待。于是在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
“蒋经国对我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尝不可’。后来他又嘱咐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待给我一个私人任务，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重返故乡

1981年的9月25日，对于沈诚来说是一个值得终生纪念的日子。那一天，秋高气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 沈诚回到祖国后不久，叶剑英在9月30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谈起那一次走进祖国的经历，沈诚仍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1981年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他和叶帅在抗战胜利后，北平“军调部”时期(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部，其职能是专为调停国共两军军事冲突。叶剑英是第一位接见沈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7月24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以私人身份致信蒋经国，希望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这封信在海内外华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台湾方面对此却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响应。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专程约访了邓颖超。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沈诚家的座上常客。那天，他们谈了一些别离后彼此的家事。她又问到了台湾的一些旧友，也谈到了两岸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结论，但却伏下了三年后沈诚将为两岸奔走的引线。

两岸密使

蒋经国与夫人

1986年夏天，沈诚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送给了两岸的领导人——北京的邓小平先生和台北的蒋经国先生。这一份“国是建议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六点： 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著；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让沈诚没想到的是，这份“国是建议备忘录”竟在两岸间引起一阵政治“旋风”。在台北，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关系，蒋经国十分谨慎，他仅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约沈诚面谈过一次。蒋经国主要是求证这份“备忘录”是否已送到了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应。在那时，“备忘录”是同时送出的，可是北京还没有做出反应，蒋经国对此也就采取了保留态度。
1987年3月，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到北京再次进行会晤。离开台北之前，沈诚再次密见了蒋经国。他和经国先生谈了很多，关于两党、两岸问题，沈诚力主突破“三不原则”，经国先生没有反对他的建议。
蒋经国表示在当时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台湾当时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先生这个决定，无形中对于“三不政策’有了新的改变，这对两岸形势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达北京以后，在中南海军委会的一个会议厅，沈诚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我们认为两党之间，已经差不多有40年没有接触对话了。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沈先生，你很热心两岸、两党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为两岸交流搭桥。” 沈诚听了杨尚昆的话，觉得十分中肯，便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蒋经国的想法。
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来看，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前途。”
关于国共和谈的问题，沈诚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随后，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两岸进行谈判的几条原则，既具体又重要。 沈诚向蒋经国做了汇报，几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杨尚昆

198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不过，直到这个时候，沈诚还是“志愿兵”，连蒋经国先生的私人代表也不是。当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不给人以口实。但是这样做，除非深为蒋经国信任才可。否则，谁也不堪胜任。所以，这一次的“两岸沟通”。在总体上说，只有纵的领导，而没有横的关系。
沈诚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的发展如此神速，像这样一件不但影响两党今后前途，更影响两岸十几亿人民命运的历史性大事竟落到自己的肩上。
“在离开大陆的几十年里，我天天盼望‘和平统一’，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好像‘和平统一’就像擦燃一根火柴那么轻松。而在另一个角度上，我所祈求的‘和平统一’又好像中彩票那样有一种无力感。”再次遥想当年，这段话成为当时沈老内心的真实写照。
1987年3月29日，沈诚带着杨尚昆写给蒋经国的“密函”离开了北京，辗转香港，于两天后到达台北。大约在早上6点钟，沈诚早早来到了蒋经国的官邸，官邸侍从刚刚起床。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沈诚就知道有事，便问他有没有预先电话通知，沈诚习惯性地回答：“是大先生（对蒋经国的称呼）召见。”
侍从一听，立刻将沈诚带入客厅，并通报蒋经国。沈诚进入书房，见到蒋经国坐在一张高背椅上，他叫沈诚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并告诉我，特别通知我在7点以前赶来，为的是秘书们还没上班，可以和他密谈。
沈诚向他汇报了在北京的经过，告诉他“杨先生为了郑重并使我安心，还亲自交代我，信未封口，准许我过一下目，再封上。这是由一个黄色牛皮纸封套着的‘函件’，封套上横列‘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10个红色简体字，信纸也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笺。”
沈诚一面向蒋经国报告，一面便将那封密函，从公文包中取出呈给他。蒋经国从沈诚的手中接过“密函”，并满脸笑容地握住他的手说：“则明（沈诚先生的号）弟，你辛苦了。”
这一句“辛苦了!”让沈诚感动得热泪盈眶。整整7年的时间，做了义务的两岸“空中飞人”，他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这封密函对促进两岸关系互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使蒋经国于当年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并在后来决定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继而陆续向大陆做出适度“开放”的积极姿态。

两岸同根

连战与胡锦涛亲切握手

1987年12月7日，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约见了沈诚。那时，国民党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蒋经国告诉沈诚：“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作决定”，并委托沈诚，“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然而，就在台湾派往北京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定出的时候，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同年1月21日，距蒋经国逝世仅一个星期之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为由将沈诚拘捕，并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法办。
沈诚这个案子，从开始到“高院”宣判，前后差不多拖了8个月。在这期间，海峡两岸形势、时空上的变化均非常大。首先，台湾继续在开放，政治空气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三不政策”也比较松动了，两岸互动也较活泼，人民对于“统一”也公开认同了。沈诚的心情也自然平静了许多。
沈诚在监狱里度过了200多个日夜之后，1988年11月26日，台湾“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宣布沈诚无罪，一场“叛乱”闹剧终于落下帷幕。沈诚先生一直认为大陆才是我们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根，我们怎么能数典忘祖。有一小撮人，他们反对和平统一，所以说沈诚“叛乱”。究竟谁才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是沈老，一个为了两岸和平统一而无怨无悔的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沈老一颗心仍然系于海峡两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