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人物经历

1924年黄埔军校的周恩来

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
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周恩来、邓颖超在抗战时期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1946年5月3日 南京梅园新村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1954年 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时期沉思中的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死后影响及活动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农历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该活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共元老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

与毛泽东

周恩来与毛泽东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习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们的政治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崇尚斗争和挑战，是毛泽东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来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从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得来的启示，无疑是形成这一人生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最初文化积淀。在青年求学期间，中西方文化中有关提倡“斗争”的文化资源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后援。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作过专门阐述。他认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还根据列宁所说的“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的论述作了如下发挥：“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毛泽东将这些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结合，对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共同点上的统一性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运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逆向思维方法，维护了矛盾同一性的暂时绝对性和安定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能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这一比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坚持下来。相反在1957年后还逐步地把斗争推向极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到：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周恩来出身在一个衰败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学传统构成这个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围，加之他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计，备尝艰辛，所以形成了那种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这在他于南开中学写的两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头一篇题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的观点是：“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另一篇的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谁都清楚，老子哲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但周恩来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他写道：“惜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氏之说，容有不客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殆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周恩来与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都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风格，但比较而言，毛泽东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热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执著和坚毅构成他伟人品格的一个要素。而周恩来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他一贯的特点。毫无疑问，周恩来也是为实现平等和公正的远景目标而奋斗的，但他把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一个艰难缔造、循序渐进的过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1917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不仅如此，他还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相结合，决心与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尽管这种“新村模式”在当时并未诉诸试验，但却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延安时期，他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成功地达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坚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唤起他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赖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的步伐，结果发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没有过激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富于远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善于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稳健地推动历史的进程。在中共党内，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后来，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日本学者认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转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现实主义的处置方法，才使中共开始从此步入坦途。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又一次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纲领，他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对《共同纲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可见他是相当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务中，周恩来也一贯保持着他的现实主义精神，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加之中、苏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唇舌之争，两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紧急会晤。他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妨碍两个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议应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这一务实性的冷处理得到了苏方的明确肯定，迅速缓解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

婚姻及家庭

周恩来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并相濡以沫整整半个世纪。1927年4月，因难产胎儿夭折，邓颖超未及休息即为逃避国民党追捕而从广州一路奔波至上海，产后子宫没有收缩，对身体损伤很大，导致以后无法再怀孕，因此两人一直没有子嗣。此后他们代为抚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并视同己出，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惨死的孙维世、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被视为经典，彼此总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悲喜同担。双方因为事务繁忙经常无法相聚，故经常以书写情书表达彼此感情。
爱情书简——一九四四年 这年11月10日，周恩来赴重庆参加谈判，在别人眼中这与平时的离别没有太大区别，但在邓颖超心里却有那么大的波澜。杰出人物的这种私人感情，常常是最为感人的。
来：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怎么散得这样早？”我问。“快垮台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吗？”超复问。“顶多不过二十对。”“女的少极啦。”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远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们都很关心我，频来慰我的寂寥。大姊、小崔、瑞华，尤其是小浦、云臻、彭总诸人。感谢她、他的友爱情谊，然而却不能减释我对你的想恋！你一有可能与机便，还是争取飞回来吧！我热烈地欢迎你！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后，所见所闻，欢乐趣讯，望你尽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乐。愿望渝机来时，得在你读我信之先，先得你给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后不久，正届妈妈的四周年忌———十一月十八日。你如有暇便，望一扫二老之墓，代我献上一些鲜花，聊寄我的哀思啊。你事忙，不一定限于是日。
你到渝后，如果有信给朋友，你如愿如约给我转的话，我真心愿意做一个和平贤淑的使者———现代的“红娘”，你以为如何？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识的朋友！
爱情书简（一九四二年）
这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因病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为了解除周恩来病痛中的寂寞，邓颖超几乎每天都和周恩来鱼雁往来，互致问候。在7月6日的信的末尾，周恩来饶有趣味地插入了一首小诗，显示了伟人的胸襟和他对爱情的理解。信中署名“鸾”即周恩来，“凤”为邓颖超，下同。
超：
昨日你们走后，清闲一阵，温度渐减，惟鼻中出血，至夜始止。
夜中睡眠尚好，未吃药。晚饭时，报馆有一印工在此治眼病———昨始知之，来此相谈许久始去。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十号或十一号，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病中说错了一句话，内疚无似。
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
鸾
（1942年）6／7晚于歌乐山
一九三九年
这一年的7月10日，周恩来骑马过延河时，被江青的坐骑撞翻，摔伤了右臂。8月底，邓颖超陪周恩来离开延安赴苏联疗伤。邓颖超几乎每天都到医院陪伴，但也曾由苏联同志陪同参观了莫斯科周围的一些地方。下面的信可能就是两人短暂分离时写下的。信末的“翔”即周恩来自署。时隔三十七年，在周恩来逝世四个多月后，年逾古稀的邓颖超满含泪水重读此信，并在信末郑重记下重读的日子：“76.5.27记”。
超：
想起你来给你写几个字，准备托李海同志明后日下乡时带去。我的右手写字的本领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只是吃饭、穿衣、拿东西等等运动还是不行得很，主要的原因是右臂的关节动作进度很慢。据医生讲，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我在动作时怕疼而使进度很慢；这样愈怕疼，也许时间久了便再不能有所进益。我想要大胆试试，不管它疼不疼，都要使关节多弯曲些才好。鼻子明天可电疗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问大家好，特别问大姊姊好！
翔十月十三夜
1939年于莫斯科76.5.27记 ^[1]

轶闻

周恩来、邓颖超及美国记者斯诺，摄于1938年

周恩来、邓颖超及美国记者斯诺，摄于1938年周恩来在留德学习期间，曾因政见不同，在饭桌上与曹谷冰等人辩论并发生了乱架，曹谷冰甚至还伤及了同在周身旁的陈寅恪，幸而周和陈躲入饭店老板娘房间。
1945年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替毛泽东挡酒，事后无意中说出是担心有人在酒中下毒。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
有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就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道：“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1932年2月，国民党经常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污蔑。
1954年－1955年，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1964年11月，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午宴时，每人面前摆放一盒“熊猫”牌香烟，尼克松夫人帕特对此赞不绝口。周恩来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此后，中国的一对雌雄大熊猫被送到美国国家动物园，成为了中美两国友好标志。
周恩来的外交思路明锐。曾有西方记者问他：“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周恩来回答道：“有，在台湾。”还有一次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恩来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产派克笔，说道：“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恩来笑道：“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1973年11月，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挖掘“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不是周，是你江青”。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周恩来抱病参加，并握着贺龙妻子薛明的手哭着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在介绍自己病情时，周恩来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签字，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字。
1975年10月7日，在病榻中时常昏迷的周恩来忽然醒来，要求身边人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1975年11月，被周恩来举荐后复出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事后功过的问题未能谈拢，邓小平随即抵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瞪着眼睛、握住邓小平手说道“你就不能忍一忍？”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最后时刻召见罗青长，提到“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与“张镇”）。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临终遗言，“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恩来与邓颖超，1954年青年时的周恩来英俊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后被许多媒体评价为与汪精卫丶梅兰芳及张学良齐名的“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曾有过女友张若名，后因志向不同最终分手，嗣后双方仍以朋友相处。张若名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结婚前，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派陈赓去车站接邓，结果陈赓没有接到，邓颖超自己找到地址，陈赓遂遭众人善意体罚。
周恩来生性好酒量，但也有几次醉倒的时候。第一次是与邓颖超新婚之夜；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与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事后周恩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原谅并调侃道应该“和对方比吃辣椒”；第三次是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周恩来虽然出生于江南，但直到63岁才开始学游泳。
周恩来每晚夜出归来总有清嗓习惯，据邓颖超说这是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以作为联络暗号。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其六伯父（周贻良）遗赠的、周恩来平常喜欢观赏的一批国宝级文物在其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后故宫博物院转交给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死后清算遗产，周恩来夫妇总共积蓄为5100元。其存款主要开支是资助亲戚朋友，剩余则交党费。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看完川剧后曾叮嘱过，变脸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露。1987年，文化部正式出文，将川剧变脸艺术列为国家二级机密，这也是中国戏剧界唯一一项国家机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条例，故意或者过失泄露，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人物评价

历史性握手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武装力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周恩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折冲调停的外交手腕。
官方评价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做出官方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
外国朋友

1972年周恩来和尼克松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6、苏联前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7、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8、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9、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在国内也同样，要是能多几个像周总理这样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员，国家就会很好了。 10、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1、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1975年1月 周恩来在报告工作情况

中国人民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party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4、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party楷模”。5、毛泽东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泽东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7、文革中极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来时，毛泽东又说：“周总理打倒了，哪谁来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反周民必反。” 8、国民party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9、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员。”10、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11、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2、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周恩来逝世后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全体起立默哀

国民党高层军政
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
国民party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一个作者：记得著名影星秦怡被关起来后,，孩子在家没有人管。有一天总理从他家门前过，偶然看到秦怡的孩子，一问才知道这回事，他马上指示手下办事人员与相关部门联系，给孩子安排个地方。秦怡出来后，感动不已，她没有想到一国总理居然关心到这样的小事。人民的事，没有小事，我们的总理心里全是人民，所以在在处处会体现出他的关爱，这于他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了文化革命，又经过了文化革命的反思，我们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好人，好总理。我不指望一些年轻人一下子理解他，但希望大家多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再进行认真的比较，我相信任何一下有带有偏见的人都会最终承认周总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集智慧，风采，操行，才干于一身的少见的完人。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为国军政治部副部长，中华民国政府许多官员与周恩来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国共内战开始后，中华民国政府认定周恩来为首要叛乱分子之一予以通缉。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以周匪恩来称呼其名，并继续将其列为“匪首”之一。不少持类似观点的人，例如中国泛蓝联盟和辛灏年等也认为周恩来参与了颠覆中华民国的叛乱活动，为颠覆民主制度的叛乱人士。 政治评论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认为：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无论毛周的冲突因何而起，也无论毛如何对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诺诺。每一次冲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认错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贱，皆要先追溯自己的历史错误，然后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是感谢毛的有益教诲和再次挽救。……在毛、林冲突中，周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正如倒高饶（高岗、饶漱石）、倒彭德怀、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样。……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胡平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即“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是忠臣。原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206]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