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简单概述
李新，历史学家，四川荣昌人，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科科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杞县工委书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整军小组秘书、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委负责人。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主编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
人生经历
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被推为重庆学联主席。
193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初，他约集同志数人毅然徒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3月，重新入党，5月，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招生委员，1939年返回延安任《中国青年》助编。同年秋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指导员(后兼团长)，率该团赴华北抗日前线。其后历任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太行分局青委副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科长，中共河南把县、河北永年县委书记。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成员，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及党支部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1949年任该校正定分校主任，随即投入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工作。
1950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教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社会主义学院教务长、党组成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李新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勇于创新，不因袭陈说，敢于言前人之所未言，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史学领域造诣颇深。1956-1961年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1988年获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72年以来主编《中华民国史》，此书第一、二两卷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及1992年孙中山基金学术著作一等奖。1976年后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
李新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曾多次到国外讲学。
李新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编《中华民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等校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
历史研究
步入学问的殿堂
李新进入学术界是具备有利条件的：一是自幼勤奋，成绩优异，基础甚好;二是天分极佳，记性好;三是有着丰富的阅历。李新的前半生是战士，是职业革命家。李新在战争中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种丰富的阅历，使他对历史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半路出家研究学问，谈何容易。李新说，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已度过半生，以后又蹉跎十多年岁月，一事无成，哪里有什么学问呢?芽正是由于有这种自知自谦的品格，并坚持“多读、深思、勤写”，李新的知识在不断地积累，由不懂到懂，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水平在不断地提高，由孜孜苦读到融会贯通再到推陈出新，终于步入了学问的殿堂，并且成为大家。
1950年，李新正参与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突然收到邓小平拍来的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职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新在太行山一带一度在邓小平身边工作。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摆龙门阵、下棋，有过去很好的交往。
经过慎重的考虑，李新婉辞了。他下决心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他说：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在华北大学之后，李新相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但他主要精力仍是研究和编撰历史。
他酷爱历史，钟情于学术研究。50年代，他帮助吴玉章校长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获得成功。据说毛泽东看了吴老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后说，“见书见人”，“书如其人”。对写回忆录，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李新也由此步人历史研究的佳境。
学术成就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李新长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对近代史所的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1972年，他受命在近代史所组建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开始了一门新学科——民国史研究的创业历程。然而，史坛从来不歇风风雨雨，在中华民国史研究筹创之初，反对者就不乏其人。
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为国民党唱赞歌。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李新坚决反对这些意见，有一次与一位反对者辩论竟日。李新说：编写中华民国史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国务院的决定，科学院和学部都有书面的指示，郭老也批示，既然现在你们要停编民国史，就应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
万事开头难。举凡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方方面面，李新都躬亲其事，殚精竭虑，与同仁共同努力，克服诸多困难。如今有关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原则、框架、体例等等，都是当年在李新领导下，由诸多同仁共商而定的，并为学术界沿用至今。现在，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成绩斐然的一门学科。李新着书立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用“着作等身”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他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史》10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以及为数甚多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等，约计数千万字，在海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
80年代末，李新大病初愈，深感坊间流行的大量回忆录，良莠并存优劣杂陈。伪劣品中，美己之丑、丑人之美者有之;隐恶扬善、取宠求荣者有之;伪造历史、陷害对手者有之。结果是哄然而起，转眼即逝，除了给人留下一片空茫的虚假，就一无所有。李新郑重地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他常说，写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记忆，误今人误后人，是有罪过的。对于那些拒绝真实，掩饰真相，一味歌颂，回避历史失误和惨痛教训之作，李新大不以为然。他说：“我笔下的回忆是任情的，毫无顾忌的”，“就是对当今世事的评论，我也无所顾忌”。
90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说，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不能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更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当然要涉及对国民党战场的评价问题。在座谈会上，李新直言，纪念抗战不应违反历史真实，当年的歌曲、绘画、电影都应保持原貌。“历史学家不能如宣传员那样，必须严格按历史事实说话，才能有学术生命。”对于所谓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李新不以为然。他说，强使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之道，一是指桑骂槐，影射现实，一是为现实辩护，大唱赞歌，两者都会使历史科学变成不科学。历史与现实，毕竟不是一码事。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把历史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认识历史，进而认识现实和未来。对于长期困扰历史学界的虚假现象，李新终生予以贬斥，并自励绝不同流合污。其诗云：“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传忠烈，朱笔诛奸佞。”
培养人才
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除了学术上硕果累累外，李新另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当今现代史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李新以宽厚谦容之德，善待做学问的专家，把大批人才组织起来。数十年间，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如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耿云志、李义彬、时光、张注洪、李良志、杨云若、马模贞、李玉贞、周子信、胡庆云、邵维正、刘敬坤、周天度、曾业英、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朱宗震、黄修荣、潘荣、章百家、汪朝光、邓野等。
教学工作
李新的学识、为人、品德、精神影响了众多的门生。说起李新，他的弟子充满了敬重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说：“我本人是李新老师的学生。1981年，我报考了李新老师的民国史硕士研究生，当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第一次见到李新老师。在这之前，李老师在我心目中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早就参加革命、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见到李老师之前，心中难免诚惶诚恐。但见到李老师之后，我很快就感觉到，李老师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温和开朗的长者，在与他交往中不需要任何的虚饰与矫情。”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秘书长魏久明说：“李新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10多年中，成为忘年之交。李新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儿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多广，而且胸怀坦荡、言之精辟，听了受益匪浅。”
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至今我跟随李新老师20多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诲人不倦的严师，廉洁奉公的领导，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老黄牛。”
谈到李新的廉洁奉公，黄修荣感受颇深，他写道：“五年前，几个师兄弟为了给李新师庆祝80大寿，准备给他送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芽经商量，决定买一台冰箱，因为他家的冰箱又小又旧，无法再用了。真是很难想像，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老教授、抗战前参加革命的副部长，竟然使用那样破旧的冰箱。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到他离休为止，他一直住在中共中央党校南院83楼。在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里，除了后勤部门配置的简易沙发、长条桌子和书架外，他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为了完成书稿的编写任务，他成年累月吃住在办公室。他住在中央党校南院期间，每天中午拄着拐棍到党校食堂打饭。打饭的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样耐心地排队等待，从不以知名学者和副部级领导的身份要求任何照顾，往往中午打一次饭吃一天。他身上穿的、床上盖的都是用过多年的十分普通的棉花制品。他虽然自己生活十分简朴，但看到周围有困难时，总是慷慨帮助。按规定，他可以享受使用专车的待遇，但当有关部门提出要给他配专车时，他婉言谢绝了。”
著名党史专家陈铁健说：“先生是我的导师;从学业到人生，都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导师。我以有这样的师长，而心存自豪，无比荣幸。我将以他们的言行为楷模，身体力行，继承他们的遗志。”
为了缅怀李新先生，陈铁健还请书法家用大字书写一副挽联：“领导川东学潮，参加民族抗战，实施冀南土改，呼唤政治革新，反专制，争民主，求国兴，八十年奋斗不息;投身大学教育，参与文字改革，深研民国史事，努力文化复兴，斥教条，除迷信，去盲从，五十载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