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概述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1]

职业生涯

梁启超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著作推介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少年中国说》

文史类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戍六君子传

梁启超年表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19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1902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1907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1919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个人影响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人物评价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梁启超和《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从事编辑生涯后主编的第三种杂志，一出版立刻风行海内外，常常再版和被翻印，一般销数均在一万份左右（这在1902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行数），好评如潮。且看梁启超自己的估价：“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梁启超并没有自吹自夸，事情确实如此。
再看看各个时期的著名学者对《新民丛报》的评价。
梁启超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致饮冰主人书》）
二十年代，胡适说：“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月9日）按：胡文此处所指的《甲寅》，是指《甲寅》月刊， 并非是二十年代在北京出版的反对白话文的《甲寅》周刊。
当代学者戴文葆说：“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广泛阅读日文书刊报纸，接受福泽谕吉、加滕弘之等的影响，吸收明治时期新文化，将当时在日本最流行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潮，通过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热情奔放地转输到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批判，形成对思想界的强大冲击，唤起许多知识青年‘作新民’的觉悟，投身到时代的新潮中去。”（《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版第325页）这三位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对《新民丛报》评价极高， 而黄遵宪似乎更偏重于文字的魅力，胡适从总体上作出评估，戴文葆则正确地具体指出了《新民丛报》风行一时的价值所在。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在旅日华侨的资助之下，于1898 年12月23日创刊了旬刊《清议报》，到1901年12月因社址失火而终刊，历时三年，恰好出满一百期。不久，梁启超于1902年2月8日创刊了《新民丛报》，1907于年11月终刊，前后历时近六年。《新民丛报》为半月刊（但一年多后常常脱期），开本等同于今天的三十二开，每期近六万字，比《时务报》、《清议报》的字数都要多出一倍。
《新民丛报》的宗旨有三条：1.“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2.“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3.“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这三条宗旨，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历思想的裂变而作出的。
1898年12月，当梁启超创刊《清议报》的时候，距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六君子死难，康有为和梁启超死里逃生，爱国的忧患意识和亲友的鲜血，以及个人的遭遇，都促使他们要把政变的详情向天下公布，并总结教训。因此，《清议报》创刊初期，梁启超在刊物上除了发表六君子的传记和他们的诗文遗作之外，集中精力撰述了《戊戌政变记》、《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对慈禧、荣禄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声疾呼兴师勤王讨贼，拥护光绪复位。其后，起义勤王的自立军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人遭杀害，梁启超又对张之洞进行猛烈的抨击。到了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新吾民”，决定“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再对慈禧等人抨击。可是，却仍然坚持攻击革命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后，那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曾派人与康有为联系，商谈合作，进行革命。孙中山满腔热情，康有为却既心存偏见，态度也极傲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常常敲打革命派，攻击革命派的激烈言行会导致中国大乱，促使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康梁的政治主张是：先强调“尊皇”，以后又主张君主立宪。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一直敲打着革命派，后者非常气愤，所以，当1905年11月革命派的《民报》创刊以后，立即对康梁的立宪派进行还击，这就发生了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次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规模极为广泛，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卷了进去，阵线分明；在国内也有反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期刊壁垒森严。 从1905 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双方的论战持续了二年。由于清政府并不打算真正实行“新政”，它宣布的“预备立宪”只是一场骗局，它的虚伪性使原来拥护君主立宪的人都转而倾向革命，梁启超愈来愈感到论战不利，形势不可逆转，就在1906年7 月的《新民丛报》的第83期上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求和，这次却遭到革命派断然拒绝。由于革命学说已经深入人心，拥护立宪派的人纷纷转向，《新民丛报》的发行数一落千丈，经济发生困难。稿源也奇缺，《新民丛报》被认为是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撰述者转向别的杂志投稿。梁启超被视作清政府的“弄臣”，斥为“文妖”。他灰心丧气，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后（《新民丛报》在1904年2月以后，经常延期出版，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 就借口《新民丛报》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这个刊物停刊了。
《新民丛报》后期虽然在与《民报》的论战中日薄西山，成为一名苟延残喘的侏儒，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巨人，把海内外的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梁启超虽然在论战中失利，被斥为“清政府的弄臣”、“文妖”，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否定他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功绩。在《民报》出版以前，梁启超主编的三份期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影响，是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期刊，没有别的刊物可以与之相比。在近代史上，康梁等维新人士（后来是立宪派）在“开发民智”、宣传“西学”方面的工作，远比革命派做得多。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去塞求通”、“广开民智”、宣传“西学”作为富国强民之道。梁启超主编的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条主线，而且随着梁启超本人对“西学”修养的加深，在刊物上的宣传也更加深入与系统。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他通过学习日文，广泛涉猎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收获很大，思想境界登上一个新台阶。他这样描述涉猎所得：“畴昔所未见之书，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论学日文之有益》）怎样不“自私”呢？他就在《清议报》上传播：“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本馆――按指《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清议报》失火停刊以后，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更加热情、更加系统地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所以黄遵宪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而梁启超回顾自己当年在《时务报》上所写的东西，觉得很不满意，十分肤浅：“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呼，伤哉！”（同上引《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论文《新民说》，这是一篇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文字。全文十一万字，共二十节，从1902年2 月份创刊号开始刊登，持续到1905年刊完。这二十节的篇目如下：《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过去，维新人士鼓吹的“广开民智”，这是一个显得笼统和一般化的目标；现在，梁启超号召作一名“新民”，论述作一名“新民”而需要达到的方方面面，这就比较切实和具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国家等的思想观念作了广泛的介绍，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奴性。不做封建社会的“顺民”，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除连载他的《新民说》以外，还用大量篇幅直接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说，以及著名的几百名历史人物。这一大批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
《新民丛报》对“西学”的大量热情输入，集中在1902年和1903年之初。 1903年2月以后，梁启超去美洲游历，到11月才返回日本。游历期间，梁启超无法兼顾编务，也无暇执笔著述，由蒋智由担任主编。回来以后，《新民丛报》在宣传“西学”方面篇幅减少，甚至刊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它已经失去生气，走下坡路了。
除了宣传“西学”，输入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让新鲜空气吹进长期封闭的封建帝国以外，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梁启超编辑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的主导思想。如果说，在《时务报》时代，梁启超的笔触主要针对科举制度和批判洋务派等具体问题上，那么到了《新民丛报》时代，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触及数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孔学”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为康梁，但两人的思想在不少方面并不一致，梁启超就一度主张革命，“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1912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对于儒家学说，他与康有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他不赞成康有为大力提倡“孔教”。他在1902年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于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梁启超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指出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窒息；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又遭窒息，自兹以来，已经二千多年了，他坚决主张解放思想。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种种评估，成为十多年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导。

梁启超

这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破旧立新”――破传统旧文化，立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飓风，影响之大，他自己也出乎意外。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内的一大批人都爱读《新民丛报》，例如，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1902年，我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第15页）又如，一位鲁迅研究专家说“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不仅立意受到梁启超的启发，文中的一些佳句也与梁著《斯巴达小志》相类”；“鲁迅青年时期爱读《新民丛报》，十分欣赏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梁启超是一位传媒的天才，他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来打动读者。黄遵宪赞扬《新民丛报》文字的信，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读到。梁启超自己也有一段评语：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后人对他自己的估价一致肯定，并认为他是我国报章文学（或新闻文学）的先驱者。
在刊物的编排上，梁启超也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他在《新民丛报》创刊的第一年内先后开辟了二十四个栏目，如《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绍介名著》、《新知识之杂货店》等，每期保持十至十五个栏目。文章长短搭配，软性硬性兼有。所有栏目都为贯彻他的编辑思想――为输入“西学”服务，比如他在《史传》栏内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而在《小说》栏内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等作品。《新民丛报》这种栏目多样、内容包罗万象而又服务于主要编辑思想的编排格局，从1903年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莫不受其影响。那时，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都开辟多种栏目，构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杂志”，并且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时事政治类刊物的特色。再上溯到《时务报》，它也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知识小品，人物传记、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梁启超说，《时务报》出版“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报》，若唯恐其不肖者然。”（同前引《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这就是说：这些后出的杂志，其栏目设置、开本、编排格式全都极力模仿《时务报》，《时务报》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模式。时至今日，时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综合性的，常常配有知识小品、文艺、通讯等栏目，这样一种编排，其源盖出于《时务报》，这当然不是它的复制，而是它的发展与完善。

人物影响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