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个人档案

乾隆青年时朝服像

出生地：北京雍亲王府（即雍和宫）
封爵：宝亲王
属相：兔
排行：雍正帝第四子
初婚：16岁
原配：富察氏
配偶：皇后3人、皇贵妃5人、贵妃5人、妃4人、嫔5人、贵人9人、常在7人等等
子女：17子，10女
即位时间：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1735年10月18日）
即位年龄：25岁
在位年数：60年，实际掌权64年
卒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
享年：虚岁89岁
死亡地：紫禁城养心殿
庙号：高宗
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陵寝：裕陵
继位人：爱新觉罗·顒琰（即嘉庆帝）

个人概述

爱新觉罗·弘历乃雍正第四子，即位前为宝亲王。雍正临终前秘密建储，将其册立为皇位继承人。雍正驾崩后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乾隆一生喜文喜诗，作诗曾多达四万首。乾隆自认在军事上有成就，因此自称“文治武功十全老人”。

乾隆帝

乾隆即位后，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先后平定新疆、蒙古，还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人口不断增加，突破了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统治期间与康熙、雍正三朝合称“康雍乾盛世”（或称康乾盛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历时9年成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百科全书。乾隆为加强对汉人的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并借此焚书箝制汉人反清思想的传播。
自中年以降乾隆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又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而乾隆的宠臣，既为后人所熟知的贪官和珅，在嘉庆四年正月初八，嘉庆帝下谕宣布将其革职，下狱问罪之后，抄没的家产相当于当时清王朝国库十年收入，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巨贪。1793年，英国乔治·马戛尔尼在中国停留的5个月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马戛尔尼向英国议会写出报告说：“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
乾隆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传位予十五子颙琰（嘉庆帝），自称太上皇，至嘉庆四年崩（1799年）。 ^[1]

早年

乾隆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小甚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喜爱，康熙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一些清史学家认为，正因为康熙认为孙子弘历在为人处事的方式上与自己极为相像——在十数岁时就精于武术，并对艺术创作十分着迷——所以才传位于其父雍正。
在雍正元年八月，弘历就被以“秘建皇储”的方式确立为继承人。由于弘历行事恩威并施，手段宽猛相济，雍正时常指派他作为自己的钦差出京办事。政治上的能力，使其逐渐得到了雍正的恩宠。据传由于雍正并不希望其子陷入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夺储之争，将传位诏书置于乾清宫的“正大光明”牌匾后，直到自己驾崩后方可打开。

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顺利继承皇位。青年乾隆
乾隆即位后，首先面对的是逐渐升温的朋党之争。乾隆在上台伊始，便明确表明痛恨朋党之争，禁止私立朋党，以警告当时朝廷如日中天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同时他又对两派一视同仁，使得两派即严重对立，又兢兢业业地效力朝廷。

文化成就

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一定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编制《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大量的胡乱删毁，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
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妄自尊大，坐井观天，使中国文化、经济停滞不前，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书法造诣

乾隆书法

乾隆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乾隆本人雅赏赵孟頫的书法，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乾隆御碑甚多，其擅书之名流传普遍。
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选定赵孟頫丰圆肥润的书法。从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这或许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文治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
即位初期，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勤政爱民是乾隆所标榜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

文字狱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2]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历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军事

乾隆

乾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康熙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布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乾隆时代，遇上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公元1755年，乾隆亲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贯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叛乱。由于乾隆准确判明形势，分兵而进，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支持下，将逃往南疆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往京城，却在痛斥其叛乱行经后，不但赦免其罪行，还封其为亲王，并留他在京城居住。此举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拥戴。
但噶尔丹策领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已持续了近70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
随后，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乾隆先后对大小金川用兵（大金川、小金川），都取得胜利；但是也打得十分艰辛，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30年，贯穿了乾隆统治期的中段。乾隆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万，才压服了这里的藏民。
乾隆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乾隆立即派福康安和海兰察率军迎击，并很快将廓尔喀逐出西藏。事后，乾隆反思西藏行政体系弊端，逐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同制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可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

1787年，越南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末代黎朝国王出逃，寻求帮助以恢复他在升龙府（今河内）的统治。乾隆应允了他的要求并派出大批军队帮助他平定起义。1788年，清朝军队攻克了升龙府，但几个月后的春季，便遭到了阮惠及其所部发动的强烈攻势而再次沦陷。此后的90年中，对于越南事务和黎王及其家族，清政府只是作出了外交上的保护。
乾隆的军事扩张给清朝增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回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对苗疆事务处理
雍正年间，在鄂尔泰主持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原是极具意义，然则后果难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的势力仍是存在，而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
为平息这次苗乱，雍正下旨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然而，因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亦有些犹豫不定,“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的局面甚至是他准备接受张照所提出的“弃置”的想法,直到他驾崩，问题未得解决。
弘历登基伊始，便表明决不"弃置"的态度,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弘历原就会同亲王、大臣在苗疆事务处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决心平定叛乱，告诫前线将帅速速平叛，若不然，“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八月二十八日，弘历降旨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
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诏“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
十一月，张广泗抵贵州战场，经一番调整后，向弘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弘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
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
弘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
乾隆深知苗疆叛乱是有一点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难，要想苗疆安定，必须先收买苗族人心。他收复苗疆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抚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赋；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实行屯田；第四，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的官吏，必须公正无私，以减少苗民的抵触情绪。乾隆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

外交关系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1771年5月10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得知渥巴锡率土尔扈特十六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出发，而到达伊犁仅剩七万余，不足其半，并且牲畜衣物尽失，“冻馁尪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他感到对土尔扈特部万里来归，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给予欢迎，而且还应当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困难。他说：“夫以远人向化，携孥挈属而来，其意甚诚，而其阽危求息，状亦甚惫。即抚而纳之，苟弗为之赡其生，犹弗纳也。赡之而弗为之计长久，犹弗赡也。”乾隆说自己为此寝食不安，昼思夜想，了解困难详情，商讨赈济之方，“无暇无辍”，终于想出比较周密的解决办法。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清政府从陕西藩库贮银中调用二百万两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具体来讲，从游牧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察哈尔的厄鲁特牧民中购买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多只，又从清政府直辖的达哩刚爱、商都达布逊牧群拨出牛羊十四万，要求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将牲畜送往伊犁。又调官茶两万余封，屯田仓米四万一千石，从甘肃边内外及南疆各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件，布六万一千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命陕甘总督吴达善和陕西巡抚文绶具体负责购买和运送这些物资，伊犁将军伊勒图负责物资发放事宜。乾隆要求伊勒图务必做到“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保证归来的广大牧民建立起新的家园。以上赈济，共用白银二十万两。
并连续8年免除赋税。直到1871年，国家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771年4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土尔扈特部为清朝臣子和人民，清朝理应安置，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
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斗争中，义正辞严，不怕威胁，致使俄国的无理要求彻底失败。

乾隆面对西方殖民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对于诚意谴使来华的国家，乾隆则采取友好态度，但仍然一律拒绝通商。
整个十八世纪中叶，乾隆面临着日益强大的西方列国和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压力，但依然盲目沉浸在自己“中央之国”的地位中。在这种情况下，中英两国一次较大的文化冲突来临。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率领的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90人组成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 ，乘船自朴次茅斯启程 。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关于觐见礼节 ，马戛尔尼拒绝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和珅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称该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别有所图，更具戒心，但仍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马戛尔尼多次想与和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10月3日，英使提出书面要求6点：
马戛尔尼归国后将自己满清一行写成游记，内对乾隆治下人民生活穷困，思想愚昧多有记载，其得出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十全老人

乾隆本身具有优秀的文学功底，但除了炫耀他的“绝世文才”外，还挖空心思渲染他的“盖世武功”。乾隆曾得意的自封为“十全老人”，有如下功绩：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再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再平尼泊尔。
乾隆最大的功绩是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在十全武功中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开辟，仅此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而其对待准噶尔部的种族灭绝政策也一直为后世所诟病。

重要事迹

乾隆战衣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皇帝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身世之谜

——有四种说法
清末民初，反清排满的风气很盛，出现了很多有关清帝的野史传说。乾隆帝生母疑案，更是被炒得街谈巷议，沸沸扬扬。我归纳一下，主要有四说：
第一，南方傻姐说。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到乾隆帝生母的故事，并对胡适讲道：“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这种传说因《胡适之日记》而流传甚广。
第二，承德贫女说。晚清湖南王闿运曾经做过曾国藩的幕僚，还做过大学士肃顺的西席(家庭教师)，交游甚广，熟谙掌故，又是晚清著名诗人。王闿运在《湘绮楼集·今列女传》中说乾隆之母“家贫无奴婢”，13岁时与姐妹们一起被选秀进入宫中。
第三，海宁陈家说。这个故事来自清末天嘏所著《清代外史》，书中《弘历非满洲种》写道，在康熙年间，海宁陈家和雍亲王胤禛两家同时生孩子，且生日时辰都相同，雍亲王命陈家将孩子抱进王府自己要看看，结果抱进去的是男孩，抱出来的却是女孩！陈家怕引来灭门之祸，不敢声张。
第四，汉女李氏说。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近代作家、学者冒鹤亭说：乾隆帝生母是热河汉人宫女李佳氏。上海沦陷时作家周黎庵写了《清乾隆帝的出生》(载《古今文史》半月刊1944年5月1日)一文，援引冒鹤亭的说法，披露雍正有一年随父皇康熙帝到承德打猎，射得一鹿，因饮鹿血而躁急不能自持，身边无从妃，“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不料这露水姻缘却种下了龙种。第二年李氏女子临产，康熙帝急召雍正来承德诘问，雍正承认不讳，乾隆帝生后乃成为皇裔。

首先应当查官书《玉牒》和《实录》的记载。
其一，《玉牒》记载。《玉牒》就是清朝皇家的家谱。现在可以查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就是说，乾隆皇帝的生母是钮祜禄氏，外祖父是凌柱。
其二，《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就是说，雍正帝继承皇位以后，乾隆帝的生母钮祜鲁氏(即钮祜禄氏)，从品级较低的格格被封为熹妃。
其三，《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孝圣宪皇后，钮祜鲁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十三)，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封熹贵妃。”
上面讲了三条官方历史记载，但是档案、文献的记载，与官方文献记载有差异，这就出现乾隆帝生母的历史疑案。
根据这些官方记载和档案资料，乾隆帝的生母出现了三种记载：第一，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第二，熹妃钱氏。第三，齐妃李氏。

养生之术

乾隆皇帝是中国封建帝王中享年最高的一位———活到88岁。他的长寿与丹药无关，他靠的是自己的养生之术。这个养生术也就是他后来告诉其大臣的“十六字诀”，即：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所谓“吐纳肺腑”是指早上不睡懒觉，黎明即起，到户外作呼吸运动。“活动筋骨”是指多参加体育锻炼，并要四肢勤快，坚持不久坐，久立、久卧、久视。“适时进补”则强调进补时应随季节变化，年龄大小和健康状况而异；同时要药补和食补结合。尤其要注意食补的良好作用。
在十六字诀中，“十常四勿”是乾隆帝日常坚持的保健动作或行为，其大部分对今人保健仍有很大意义。所谓十常四勿是：齿常叩，津常咽、耳常弹，鼻常揉，睛常转，面常搓，发常梳，足常摩，腹常旋，肛常提；食勿言，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

负面评价

和珅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开辟，仅此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可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
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中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中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

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珅的出场。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