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简介

老舍在伦敦大学

老舍，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 、 《猫城记》 、 《离婚》 、 《牛天赐传》 、 《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 《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 《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创作生涯

老舍在写作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 、 《离婚》 、 《牛天赐传》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创作风格

老舍在茶馆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 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 (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文学贡献

《老舍集》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
《二马》(长篇小说)1931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
《离婚》(长篇小说)1933
《老舍幽默诗文集》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5
《三团一》(曲艺集)1938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
《残雾》(话剧)1940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
《张自忠》(话剧)1941
《大地龙蛇》(话剧)1941
《剑北篇》(诗集)1942
《归去来兮》(话剧)1943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
《火葬》(长篇小说)1944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
《方珍珠》(话剧)1950
《龙须沟》(话剧)1951
《老舍选集》1951
《春华秋实》(话剧)1953
《老舍短篇小说选》19567
《福星集》(散文集)1958
《茶馆》(话剧)1958
《上任》(短篇小说)1958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
《老舍选集》(1—4卷)1982

与诺贝尔文学奖

老舍

舒乙首次披露：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但经过证实，当时进入五名候选人名单的其实并非老舍，而是沈从文。经过评委会的一致评选—川端康成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舒乙，曾经是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而在自己的父亲的死后，却选择了从事文学工作。依靠父亲生前的成就和声誉，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职务。可当老舍颠沛流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子舒乙都和他划清界限，展现了其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爱情

老舍一家合照

胡絜青和老舍都是满族正红旗人。胡絜青自幼好强，向母亲提出要上学，将来凭本事吃饭。就这样，她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分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老舍24岁时去英国东方学校教汉语。后又在新加坡一所中学教了半年 书，1930年回国，住在好朋友白涤洲家。
1930年，北师大音乐老师带胡絜青到白涤洲家中，请老舍到北师大讲演，老舍欣然应允，这是胡絜青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尔后，朋友们便极力撮合这门婚事。后来，老舍回济南教书。放寒假时，他给胡絜青寄来一封长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信中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
老舍还在信中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 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 此后，老舍一天去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
胡絜青与老舍第一次拥抱，是在中山公园后面的小沙滩。这是在那个守旧的年代，两人做出的“大举动”，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同风雨、共患难的开始。 1931年夏天，在灯市口一家三层楼的旅馆里，在罗常培先生主持下，胡絜青和老舍结了婚。结了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他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这句话成为老舍夫妇恪守的信条，他们共同生活了35年，从没有红过脸。

故居

老舍故居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于北京，逝于北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的街巷胡同，留下了老舍深深的人生足迹。人们都说北京的胡同很规整，或东西或南北，方向分明。其实也不尽然。在老舍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里，曾经描写过一条形态特殊的胡同，那就是小羊圈胡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舍是这样写的：“……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凡是了解老舍生平的人都知道，这条胡同并非是他凭空进行的艺术创造，而是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的。它原先叫“小羊圈胡同”。老舍是在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对于自己在贫穷中度过童年的地方，老舍更怀有至死无法割舍的感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小羊圈胡同的影子，更有一些作品，几乎完全是把小羊圈胡同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展现了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场景，比如1937年写的小说《小人物自述》 、1944年写的小说《四世同堂》、1962年写的小说《正红旗下》等等。
老舍的后半生是在东城一个普通小院中度过的。由灯市口西行不远，便是颇为僻静的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就在胡同口。由此向北，至经常演出老舍戏剧作品的首都剧场，步行只需十分钟；向南，是王府井大街，有老舍常去的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作为享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作品大俗大雅，为世人所关爱，显然很有些得益于他的居住环境。然而，如今这一带已是大厦林立，旧貌难寻了。
1949年12月，正在美国讲学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老舍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返回解放不久的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当选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想自己购买一所房子。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买下东城的一所小院（现在是位于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返回北京的家人于1950年4月搬了进去。因院中的柿子树枝叶繁茂勾人流连，每逢深秋红柿高挂如彩灯缀满枝头，被老舍夫人胡絜青称为“丹柿小院”。丹柿小院静谧宜人的气氛持续了16年，终于被“文化大革命”的狂烈风暴打破了。

人物评论

老舍

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已经出版的《老舍文集》19卷，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谈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你不能超越他；回顾现代讽刺幽默精神，离不开它；讲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自然不可绕开老舍；而要认认真真地总结中国现代白话的历史，想像我们每个人今天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现代语言文字。更是不可忽视他的存在。
可以说，老舍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当百、一以当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他在历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法逾越的典范性、代表性；产生的时候是重要的，之后又拥有持久的影响力，一代一代有它的读者，甚至迷恋者；它值得人们再三回味，可以不断感受、不断验证，不断有新的发现，即所谓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具有永恒的魅力。他的《劳动最有滋味》 、《养花》 、《猫》、《济南的冬天》、 《茶馆》相继被收录在中小学生课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