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

蒋超（清）

蒋超，字虎臣，自号华阳山人，金坛朱林镇人。顺治丁亥一甲三名进士，绶编修。有《绥庵集》。
清初秀才蒲松龄（1640-1715年，佛教居士）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名叫《蒋太史》（太史是明清塌林的别称）的纪实文言小说，写的是清世祖福临顺治四年（1647）探花蒋超的轶闻逸事，文中洋溢着佛教的因缘学说。这并非出自蒲柳泉先生的杜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蒲松龄与蒋趣是同时供，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见袁枚《新齐谐序》）。其所以要大量采用鬼狐故事，主要是为了避免清初严酷的文字狱，便于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

蒋 超（1624～1673） 草书王羲之敬祖帖

关于蒋超的史料，在他的好友、清初最著名的诗人王士祯（1634-1711年，号渔阳山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后官司至刑部尚书）所写的二十六卷《池北偶淡》一书里，有较详细的记述。此外，清高宗弘历乾隆五年（1740）峨眉知县文曙（字瀛海，湖南桃源人，举人，任职峨眉期间多善政，重耕读，改建文庙，筑文公堰）等人重修的《峨眉县志》以及《清朝野史大观》等书中，也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这就为我们了解蒋超的生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蒋超，明朱由校天启四年（1624）出生于一书香之家。其父蒋鸣玉，系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司佥事。史传蒋超之母分娩前夕，其祖母梦见峨眉山僧入宝，倏忽无踪，遂认定此子乃和尚转世。《池北偶谈·卷八》也蒋超“生数岁曾梦身是老僧……又数梦古佛已入室，与之谈禅。”蒋超幼时聪颖过人，性格沉静。及长，苦习经文、好学不倦、埋首书城、潜心经卷，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尽年。十四年参加童子试，名列第一。他对佛学尤感兴趣，沉迷禅理，厌酒肉而喜素食，淡泊名利，乐善好施。
明末清初，连年战乱，兵扰攘，烽烟遍地。崇祯十二年（1639），有两位游方僧人路过艾宅门前，对年方十五的蒋趣说：“尔前世在峨眉山。”言讫即去。此事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蒋超作为明末遗民，本来是抱志不仕清的。但入清以后，顺治帝为了笼络人心，平息明末士人强烈不满的情绪。采纳了范文程的妙计：“治天下在得民心，而知识分子是最优秀的民，只要得到了他人瓣心，所有的民心就得了。”于顺治二年（1645）首次开科取士，用官爵利禄来冲淡士人对大明的故国之思，引诱他们效力于满清王朝。蒋超也参加了这场乡试，年仅二十一岁即中了举人。
顺治四年（1647）在入清以后的第二科会试中，蒋超力克群雄，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绩，考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顺治领先年（1651），二十七岁的蒋超由吏部委派去浙江担任乡度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蒋超之父蒋鸣玉逝世，他遂返乡为父守丧。其时郑成功率军大举进攻南京，拥兵十七万人，欲收复中原。次年攻下瓜州（江都县），编者军南渡直捣镇江再带金陵。金坛坤士袁大受与蒋超联手加强防御，县城戒备森严。适逢乡人、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要求入城避难，二人不许，冯班十分气愤！待抗清义军失败后，冯班即飞书状告清廷，清廷将袁、蒋等五十余名文人士子判处死刑。蒋超买通官府，得以幸免。此即是清初名噪一时的“投诚海寇”案。
康熙六年（1667），吏部晋升蒋超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委任顺天提督学政。他到职后，刻苦励志，为复兴国学不遗余力，亲自讲学、奖掖后礼部，要求“禁止天下有司刑责诸生”（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词臣一》）。为礼部所重视，发文各行省奉行。
蒋超治学谨严，知识渊博，酷嗜内迷，潜心法海，雅厌城阙，性喜山水。顺天学政秩满后，他便开始了漫游名山胜水的生涯，蹑匡庐，游鹿门，入黄山，登天台，攀武当，足迹遍五岳，行踪历九华，不畏风雨，不避蛇虎，枕青山而卧白云，侣樵牧而友麋鹿，不以为苦，反觉这样胸襟荡涤，视野开阔，他每思前生因缘，常怀出世之想，四十三岁即托病由翰苑告退，蒙恩给假归江南。返乡途中，行至秦邮（今江苏高邮），故园在望，他忽生念转道南驰。其子涕泗挽请，虎臣坚不听劝，遂买舟由南京溯江而上，过三峡，经重庆，于泸州入岷江，逆水上行至嘉定（今东山）、舍舟登岸，逶迤直往峨眉山而来。既至，见古刹绿拥，群山黛秀绝瀛；禅院翠绕，云山胜景好留连，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云景风岚，钟灵毓秀，徘徊不忍去。其江苏同乡，峨眉山伏虎寺方丈可闻海源（1631-1700年）见状，乃安排他住在伏虎寺后之萝峰庵静室。萝峰庵海拔七百米，中周古木参天，浓荫匝地；松涛阵阵，楠柏森森；奇花异卉，四时如春；极目则千峰凝翠，倾听则万壑清音，，碧漳幽溪，漾绿溢秀。“萝峰晴云”自古被列为“峨眉十景”之一，峰顶至今未通公路，循曲径石梯以通幽处，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堪为佛教徒参禅静修的佳境，不失为文人雅士著书立说的良好所在，确是一处清心涤虑的胜地。蒋超遂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伏虎寺披剃为僧，法名“智通”。
蒋超的出家，除前已述的原因外，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明末清初饱经兵，满目疮痍，百业萧条，游民遍地，南方诸省的反清势力拥兵自得，割据一方，干扰攘。政治越黑暗，佛教的影响就越在，这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加之顺治帝又好参禅，鼓励僧侣入山林修行，御制《玄教斋教仪序文》，确立度牒给付制，整理佛教经典，净化净门，对佛教采取怀柔礼遇政策，以助其发展。顺治三年（1646）3月，印行《洪武宝训》，颁示天下。顺治六年（1649）6月，向僧侣道士发放度牒，有牒的可免地税、徭役。顺治旁还令礼部征召国内高僧二直余人，入京供奉于万善殿蕉园及大内御苑，礼接高僧登座说法，尤以“玉琳和道二僧特征为国师和王者师”（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八卷》）。不仅如此，他还皈依玉琳通（1615-1675年），得法名“慧橐”，其字、号亦由玉琳酌定，字“山臆”，号“幼庵”，各刊刻玉章，凡御制诗、书、画，即用此章。后来玉琳又将“慧橐”更改为“痴道人”。顺治帝还择人编辑《玉琳历禅师语录》，篇首刊胡顺治帝御笔答诏，文末自署弟子“痴道人”，下钤篆书“痴道人”长方小玺。顺治帝对高僧木陈道 （1596-1674）年亦特别尊重，于顺治十六年（1659）将其征召入亦，为他讲经说法，御赐“宏觉禅师”，赖文：“禅师道，嗣法天意。传宗临济，克证无生之旨，机自玄明，允通向上之关。”（见林木陈《山僧禅师随的随年自谱》）
继顺治之后的康熙帝，其崇奉佛教较之顺治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深通内典。他在日理万机之暇，经常召五琳通秀、木陈道讲经说法，聆听禅理，探讨宗旨。出巡南北时，常住名山古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如《游江南金山寺御题》），康熙十四年（1675），玉琳通秀坐化后，康熙特赐号“大觉普济禅师”，并赐衣。两年后，又加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令大学士王熙撰写《敕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塔铭》，并将玉琳通秀在内廷说法所撰之《客问》一书。“命大学士金之俊附评注序刊行之”（见《清学录·康熙朝》）。由官方出资，付梓刊行《玉琳秀国禅师语录》。
由于顺治、康熙二帝重教扶法，影响所及，寺院遍布国中州县，出家僧尼日益众多。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当进全国敕建的大寺庙共6073处，小寺庙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总计79622处。有僧人110292名，尼姑8615名（见《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处在这种佛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加之蒋超认为自己乃僧人投胎，故脱俗出家，弃官弃屯弃子女而投禅门，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蒋氏本人所言：“仆有不可解者三棗略贵显而礼窭（贫穷）贱，畏馆阁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笃比抹三者是也。”（见《国朝耆类征初编·词臣一》）。
康熙十年（1671）春末，主持监修清代第一部《四川总志》的四川总督蔡毓荣得知鼎鼎大名的蒋太史隐居在峨眉山，遂遣人再三邀请他出山参加修志工作。蒋超辞不获免，不得已前往成都，住在金沙寺，参与纂修《四川总志》。这部总志于康熙十二年（1673）在成翥木版刻印，共三十六卷，现藏重庆市图书馆。该书记载颇为翔实，学术价值较高。

蒋超是集文史学家、诗人、教育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僧人，酷嗜书法如命，“见人屏壁间一字可喜，必钩勒藏之”。（见上海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他的行楷，深得晋代五羲之、唐代赵孟的笔意。他在文史方面撰著较多，除前已述外，尚有《蒋说》2卷、《峨眉山志》18卷、《绥庵诗稿》1卷、《论史百篇》、《儒家辨统缉稿》、《华阳山山传》，还参加过编修八卷本《峨眉县志》的工作。其中尢以《峨眉山志》和《绥庵诗稿》影响较大，为善本之珍，前者还为《四库全书》所收录。
峨眉山有志，始于清初武英殿大学士胡世安（-1663年，安处静，号菊潭，四川井研人）所撰之《译峨籁》，但该书失之过略，多有阙失。康熙十一年（1672）夏末，蒋超回到萝峰庵，着手撰写《峨眉山志》。白天，他拄杖跋涉考察山中诸刹，夜晚则孤灯危坐披览峨眉史籍。芒鞋棕笠，一肩云水，搜奇探险，见洞必入，逢巅几陟，胼胝竭蹶，艰苦备尝，终于撰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峨眉山志》。该书凡18卷，分为卷一星野，卷二形胜，卷三寺观，卷四高僧。卷五神仙，卷六万物，卷七典籍，卷八古迹，卷九棗十七艺文，卷十八志余，总计136084字。囊括了东晋至清初的七十二座庵、三十八座寺、十五座堂、十五座楼、十三坐亭、十二座阁。条目井然有序，史料详略得当，学术价值很高，是宝贵的峨眉山人文史料，向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为《峨眉山志》作序者皆一时达官名流，如都御史、巡抚傅作楫，布政使李辉祖，都御史姚缔虞，按察使曹熙衡，布政使金隽，在府何源浚，峨眉知县潘之彪等。
布政使金隽在为《峨眉山志》写的序言中，说蒋超“陟险侥，霄汉，求歌词之遗踪，访烂柯之故地，探紫洞之清奇，撷香客之真胜。凡古刹、名泉、琼草、奇树、怪鸟、异兽，靡不寓诸目而不得于心。顾山志之示悉，散佚而莫记之者，从而辑之。”大意是说：蒋氏 走遍了山中的所有名刹，登临了所有的险峰，深入山洞，驻足名泉，阅读古碑，观察珍禽异兽，浏览奇花异草，访问僧人、道士、山民和香客实地考察，尽可能做到资料的真实全面。
知府何源浚在序言中也说蒋超广采博披，精心考究，“殚心毕力，广搜博谋，曷克臻此，其有功于峨眉者大矣”。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熊尚弼纂修《四川总志 》时，曾指出：“蜀人但一山一水之奇，下至祠墓之类，必强求一人一事以实之。凡山名凤者，则曰曾有凤凰鸣此山；水名马者，则曰曾有龙马见（现）此水；或溪或崖名老君者，则曰老子之所经也，……举此数端，其他怪诞可知矣”。（见《四川总志·考异》提出编志修史应该料事求是，不能妄引和虚夸。蒋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搞有闻必录，单纯追求离奇和趣味。他认为，编志修史与撰写“随笔”、“志异”、“民间文学”等不同。他牢牢掌握这样的原则棗“志以征信，不可贪图怪异，捃摭（音搜集）成编。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时，贻讥千古。凡禅宗仙伯，非确在峨眉修真养性及投筇飞锡过化此方者，不敢妄入，”（见《峨眉山志·凡例》）峨眉山初为道家仙山。东晋著称作《抱孙子》中，就有关于峨眉仙家的记载。北宋时期（960-1127）年，峨眉山道教臻于极盛，被列为道家第七洞天，此后逐渐衰落，而早已植根于峨眉的佛教蓬勃兴起。迨至清末，道教终于结束了它在峨眉山的历史，佛教弥漫全山，晨钟暮鼓，此起彼伏地回荡于清流翠岭。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山中流传着一些荒诞不经的玄谈怪论，如不加分辨，不予选择地收录，就会成为任意杜撰的儿戏，遭到后世的讥笑。蒋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奋发不息的精神，凭着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和锦绣般的文才。完成了《峨眉山志》。填补了峨眉山历史上的空白，功以当世，名垂后代，诚呆希踪先贤，比肩古德矣！
1971年，台湾著名考据校勘学家沈云龙教授主编《中国名山胜亦志丛刊》大型类书进，特将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版的《峨眉山志》影印出版。
《绥山诗稿》是蒋超的诗集，其中的诗大部分写于出家以后，绥山乃峨眉山旧名。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1618-1683年）在《<绥庵诗稿>序》中说：“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独远，环瑰深拔，不肯一语近人。”清初诗坛领袖吴伟业（1609-1671年）对蒋超的诗亦极为推崇。清中叶四川著名才子李调元（1734-1802年，曾官广东学政）在《怀蒋太史虎臣》一诗中吟道：“弹指三生悟夙因，木天（指翰林院）我亦过来人。能从大海翻身出，只有苏州蒋虎臣。”
蒋超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初最著名的朴学大师孙奇逢（1585-1675年）在嵩洛遇蒋超，互相研讨理学，对蒋氏的卓越见解十分佩服，慨叹：“不可失此人！”清中嚅的沈德潜（1673-1769年）、彭端淑（约1699-1779年）、潘飞虎、王荫槐、张维屏（1780-1859年）等学界名流，亦对蒋超十分叹服！
蒋超之皈依佛教，所奉行是的摩诘居士虽居家处，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对佛教的信仰建立在理智、慧解、疑悟之上，故其入佛发乎自然，出乎本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可见智慧越高，越易拼写受佛教教义。儒家讲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蒋超居萝峰庵不到两年，却完成了八种著述，自成一家，藏之名山，供后人吟诵观览。以有限的时间，充分发挥了人生的价值。康熙十一年（1672），工部主事、四川乡考官郑日奎到伏虎寺拜望蒋超，为其精神所感动，油 然生起弃官入禅之意，他在《访华阳山人于伏虎寺志别二首》中说：“自怜事名场，苦未谢羁束。宦情本疏淡，世故奈牵连促。”知府刘玺在《寄怀华阳山人》一诗中亦说：“愧我平生无道气，晓钟痴坐名利关。”抱怨自己误落尘网之中，居官碌碌无为。可见蒺超出家对文人官吏的影响。
清代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沿袭明代的。是太祖元璋早年出身僧侣，了解教团内幕，对教团有意加以整顿。洪武三年（1370），他召集各地长老，规定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凡离群索居，远离大众修行的为禅僧，从事教理研究的为讲僧，修行经忏的为禅僧。按这一标准衡量，则蒋超属讲僧无疑。他对佛教理论的阐释集中在《蒋说》和《峨眉山志·志余》二书中，他在书中匡正了清初许多人盲目投禅，信仰不坚而产生厌恶僧侣，斥其为寄生虫的偏见，也给一些无心向学，靠经忏为生的僧侣敲响了警钟。
清初僧人能诗者较多，而知名的却寥寥无几，仅成鹫、晓青、元玉、宗渭、贯之、行密、永宣、两山、海明等十数人而已。蒋超历经乱世，后又举业进入仕途，故其心境不同于一般人，其文不拘守八家准绳而尽情发泄，其诗直抒胸臆，无雕摹拟之陋习，故国之思和悲悯众生之情跃然纸上。其《金陵旧院》一诗，被人传诵不衰，为诗者所推崇，诗云：“锦绣歌残翠黛尘，楼台已尽曲池湮。荒园一种飘儿菜，独占秦淮旧日春。”当时法南战乱初定，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一片废墟，抚今思昔，悲从中来，比计较之酣歌秦淮纸醉金学的游玩之乐的作品，其情韵自然要高出许多。且以小见大，静中有动，动得自然。又如《文殊院》诗：“紫玉屏风敞佛筵，诸峰如笏上青天，偶来山寺空无主，惊起白猿松际眠。”描写山寺经明末战乱，凋零不堪，昔时的香火鼎盛，如今已不复见，静中有动，迷离幽邃，清澄飘逸。蒋氏性情潇洒，逍世外，遍历山水，目之所寓，辄得于心，吟哦成诗。其以名山大川为行乐，以古今胜迹为题材，以明心见性为指归，这便是他作为诗僧的特色所在。从其诗作《冬季月杪从沂州早发宿青驼寺时多寇警》、《金陵旧院》、《春日郊行有感》、《差官行》、《宿峨眉山伏虎寺》（“……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无报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来看，都是观照入神，是自由性灵的抒发，包含了对空灵意境的追求。
清初中重西南的临济高僧丈雪通醉（1610-1693年，成都昭觉寺第一代方丈）在《送华阳山人游峨眉》诗中写道：“万里瞿发杖挹春，峨眉天半一闲身。俯观沙界如枣叶，犹是游人眼上尘。”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蒋超敞屣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磊落情怀。
这位“华阳山人”（“华阳”乃四川的古称）撰成《峨眉山志》后，因久病，于康熙十二年（1673）春前往成都治疗，病情稳定后，返萝峰庵静养，不幸于是年秋逝于庵中，享年四十九岁。其至交可闻海源遵照他生前遗愿，将其安葬在萝峰庵附近，长与秀水名山，松涛鸟鸣为伴。
蒋超隐居峨眉山时，曾寄书与其好友王十祯，云：“身是峨眉老僧，故万里归骨于此。”蒋超去世时，王氏正在成都主持乡试，惊闻噩耗，悲不能禁！抚今思昔，回忆两人一起的时光，不能胜情！大经完毕，他即专程到萝峰庵蒋氏墓前凭吊，挥泪书五律一首以挽之。诗云：
“西清三十载，久病一迁官。 忽忆峨眉好，真忘蜀道难。
法云清浩荡，春雪气高寒。 万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蒋超临终时，将《峨眉山志》手稿交给可闻海源保存。可闻海源乃丈雪通醉之徒，他将这一手稿呈送四川按察使曹熙衡，在曹氏的大力支持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峨眉山志》木版肇木印行世。道世十四年（1834），峨眉县令胡林秀（字生，广东鹤山人，进士）又对此书加以样订。民国二十三年（1934），现代净土高僧印江法师（1861-1940年）又对该南进行重修，由叶恭绰题签后出版发行。诸版本中，以道光十四年（1834）修订版为最佳，美、日英等图书馆均视为珍本。

蒋超（现代）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湖南省军区原副军职顾问蒋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8月28日19时40分在长沙逝世，享年78岁。
蒋超同志，1925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1940年4月参加新四军，194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学员，新四军第三师特务营文化教员、副指导员、指导员，新四军第三九四团副教导员、教导员，解放军第一三二师教导大队副政委，三九四团副政委，三九五团政委，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三二师三九四团政委，四十三军政治部组织处长，海南军区政治部组织处长，一四四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湖南省军区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长沙警备区政委，四十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湖南省军区副军职顾问，1987年离职休养。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2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