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壹

人物简介

赵壹，宁元叔，东汉汉阳郡西县人(今礼县大堡子山东)，生腐卒年不详。一生事迹主要见于汉灵帝年间(168年—189年)，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辞赋家、诗人和最早的书法评论家。
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赵壹为人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因不合时俗，遭人陷害，几乎被杀，多亏知交营救，方得以幸免。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朝廷召集各郡的上计吏到京城洛阳汇报各地户口、垦田与钱谷的情况。正在汉阳郡任上计吏的赵壹便也来到洛阳，司徒袁逢接见了他们。当时参加接见的上计吏有数百人。大家都拜伏在地，惟独赵壹长揖不拜。袁逢责备他，他理直气壮地说：“当年郦食其见汉王刘邦时也上不过作了一个长揖，如今我对司徒作揖，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袁逢听了连忙走下堂来，请他坐在贵客席上，并对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汉阳郡的赵元叔，朝廷里的臣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告别袁逢以后，赵壹又去拜访了河南尹羊陟。羊陟是东林党人中的头面人物，他为官清正，禁制豪强，名气很大。赵壹的来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又回访了赵壹。当时来亦的上计吏们乘坐的车子都十分讲究，惟有赵壹的车子破旧，挂的是草帘子，赵壹就在这辆破车前接待了羊陟。两人从早晨一自交谈到晚上，谈得十分投机。临别时羊陟拉着赵壹的手说：“美玉藏在石头里，一定会有卞和那样识宝的人帮着使它显露出来的！”事后，他与袁适—起举荐了赵壹，赵壹因而“名动京师”。士大大想望其风采。^[1]

生平经历

党锢之乱

《后汉书·文苑传》说他“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他恃才倨傲，高自抗竦，不肯结交权势，也不喜趋炎附势的小人和庸俗之辈，因而受到地方豪绅的打击与排挤。他不但不屈服，反而写了一篇《解摈》，申述正邪不相容之理，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心志。后来又受到豪强势力的迫害，几次抵罪。延熹九年（一六六年）党锢之狱大兴，凡曾抨击宦官、横议朝政及与李膺等人有来往者，均被株连，下狱二百多人。那些素与赵壹不睦的奸邪小人也乘机必欲将赵壹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得友人解救得免。赵壹于是写了一篇《穷鸟赋》，比喻自己当时如同一只被困的鸟，四面受敌，“思飞不得，欲鸣不可”。由赋中“昔济我南，今振我西”两句看，附上《穷鸟赋》寄给这位友人以表谢意。赵壹深感世道黑暗，宦官、外戚、世族争权夺利，轮番把持朝政，法纪颓败，民不聊生，因而慷慨奋笔，又写成千古名篇《刺世疾邪赋》。赋中说当时的社会是“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实执政之匪贤”。具体的表现是“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击中了东汉末期政治的要害。
一六七年，汉桓帝崩，汉灵帝继位。此后不久，赵壹受聘为汉阳郡上计吏。建宁元年（一六八年）赴洛阳向朝廷上计簿（即报告郡内全年的人口、钱、粮、贼盗、狱治等情况）。他听说度辽将军皇甫规于去年夏天在奏对中言及朝廷“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而受到宦官的嫉恨，被迁为弘农太守。故返回时顺道去拜访皇甫规。皇甫规为当时名臣，一贯抨击奸邪，恶绝宦官，而推举贤士，所教生徒皆刚正清廉之士，名显天下。但赵壹到皇甫规门上时，守门者不肯及时通报，赵壹便悄悄离去。守门者向皇甫规报告后，皇甫规一听是赵壹来过，大吃一惊，立即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让主簿骑马去追。赵壹见信后只写一封回信交与主簿，并未返回。信中除表白了对皇甫规的仰慕之心以外，对他的怠于接纳士人提出了十分严历的批评“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这种严历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对中良贤俊的极高的期望。从这封信中即可看出赵壹刚正不阿的性格。
灵帝光和元年（一七八年），赵壹又赴少先队员上计簿。当时是袁滂任司徒，主管此事（《后汉书》本传作”袁逢“。然而袁逢未任过司徒之职。“濠”、“逢”古音相同致误，今正）。袁滂坐于堂上，计吏数百人拜伏在庭院中，没有人敢抬起头来看，只有赵壹深深地作了一个揖，便站在旁边。袁滂见状很惊异，让人去责问：“一个下郡的计吏，为何对三公只行作揖礼？”赵壹回答说：“当年郦食其见到汉王，也只是深深作了一个揖。我对三公行作揖礼，有什么大惊小怪？”袁滂听后下堂来问了姓名，执着他的手，引他坐上座，向他问西方的事情。赵壹一一对答。袁滂十分高兴，回头对在座的人说：“这位是汉阳的赵元叔，朝臣中没有超过他的。其他计吏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出来后，他又去拜访河南尹羊陟。但一般人轻易见不到羊陟。赵壹便天天到羊的门上去。后来羊陟勉强同意让他进来，但自己仍然躺在榻上。赵壹一直走到羊的榻前说：”我蜗居于西州，早就听到您的美名。现在才见到，却没想到已经仙逝。这是我的命不好呀！“于是放声大哭。羊陟知道赵壹不是平常之人，便起身下榻，请他坐下交谈。他对赵壹的谈吐非常惊异。第二天早上领着很多车骑侍从拜访赵壹。当时，其他郡吏都有豪华的车马帷幕，唯赵壹柴车草帘露宿其帝。他请羊陟坐在车下交谈，从容自若，直至黄昏之时，十分投机。临别时羊陟说：“卞氏之玉未被人看出本色。现有人一定要泣血来推举。”不久羊陟与袁滂一同推举赵壹。一时赵壹名动京师，许多士大夫想望其丰采。州郡都争相致礼聘请他，他都未去。数月后，羊陟被牵连入党锢案而遭免官。大赵壹也便在此后不久归家闲居，数年后去世。

文学地位

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扉页

《后汉书》本传说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上计赵壹集》二卷，录一卷，至隋已佚。而新、旧《唐书》并有著录。今存赋四篇（两篇残），书三通（一篇为残句）及论文《非草书》。其中《解摈》不以赋名，实亦赋类。据先人所辑，存残句二十余字。《非草书》一文论草书的产生、特征与在当时的流弊，体现了历史的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文。
赵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由于他强烈的批判精神。钟嵘《诗品》说：“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其实文学作品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联系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政治来看，赵壹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风格，是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的一个冲破。清代乾隆年间湖北一位私塾先生读《刺世疾邪赋》深受感动，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月兮，不饱暧于当今之丰年”上面批了“古今同慨”的字样，被人告发，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外以极刑。可见赵壹赋的影响与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痛恨的程度。其次，他的《刺世疾邪赋》是汉赋由铺采摛文的大赋向抒情的小赋转变中的代表作，是赋史上政治抒情之作的篇，其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批判，对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有一定影响。祢衡《鹦鹉赋》、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逊的《穷鸟赋》都受赵壹《穷鸟赋》的影响；刘宋末年，卞彬每忤萧道成之旨，“因此摈弃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再次，赵壹也是汉代五言诗的重要作家。附在《刺世疾邪赋》后的两首五言诗，在《古诗二九首》和佚名的古诗（所谓“苏李诗”）的羁旅愁怀、人生职寄、儿女之情等主题之外，以其对现实的强烈揭露与批判而丰富了汉诗的风格，增加了汉诗思想的亮色。

文学成就

鹦鹉赋

赵壹的著作，原有赋、颂、箴、、书论及杂文共—十六篇，总为《赵壹集》二卷，宋以后失传。现存的著作，据清人严可均辑的《全后汉文》载，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报皇甫规书》、《非草书》以及《迅风赋》《解摈赋》和《报羊陟书》的残句。
幸存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越壹的代表作，后人得以从中窥见赵壹在文学上的成就。
《穷鸟赋》是一篇借物咏怀的作品。通过对穷鸟险恶环境的描述，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愤懑与对现实的抗争，表达了东汉末年处于无树位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刺世疾邪赋》则是一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可贵精神。是赵壹代表作品之一。
赵壹还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书法评论家。他的代表作《非草书》一文，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早评论书法的重要文献。
赵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席之地，一是他的《刺世疾邪赋》批判的尖锐性在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不灭的异彩，为历代文士所瞩目，甚至有人评价《刺世疾邪赋》一篇压倒两汉所有的辞赋。二是他的辞赋是两汉铺采雕琢、雍容典雅的体物大赋向汉末流畅疏荡抒情小赋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对辞赋的演进作出了贡献。三是他生性耿直，愤世疾俗，其作品也风格率直，明朗畅达，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为后人所称道。

作品赏析

《刺世疾邪赋》原文

汉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依门边。
鲁生闻此辞，紧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译文

《非草书》碑文

五帝的礼乐互不一样，三王的典章也不相沿。时势发展到了极限礼乐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和前代相反。既然靠道德感化尚不能救治社会的混乱，难道靠刑罚又可以惩戒时代的浊浑？春秋时诸侯争霸是社会祸患和风气败坏的开始，到战国就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秦、汉二代的政治都不会比他们的前代清明，相反却给老百姓平添了更多的酷政和怨恨。统治者难道会有心去考虑人民的性命？他们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特权。
从西汉建立直到现在，诈伪的现象各色各样。邪佞谄媚之徒一天天得势，而刚正不阿之士却一天天消亡。替权贵舔痔疮的卑鄙小人车马成队，清廉正直之土却只能徒步在路上。那些小人对权势之家卑躬屈膝，向豪强之族拍马颂扬。正直的人傲然不羁不同流俗，立刻招致罪名和祸殃。那些奔走钻营追财逐利的，一天比一天富足昌盛。是非曲直混在一起，一切都让人们感到困惑，怎么分得清哪是“温”、哪是“凉”？奸邪的小人显贵进升，正直的君子却被埋没或者潜藏。
探求这种社会弊病兴起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执政者不是贤明的人。宫中女官遮蔽了他的耳目视听，左右宠臣又掌握了他的威望和权柄。对所喜欢的人巴不得钻透皮肤让他长出漂亮的毛羽，对所厌恶的人则恨不得洗去他身上的污垢来挑剔难看的瘢痕。即使有人想为朝廷竭尽诚信和忠心，也是仕途险恶进身没有攀缘。皇帝的宫门既不能为你打开，奸佞小人又象群犬狺狺狂吠那样谗毁贤人。危亡就在旦夕而皇帝犹以为安稳，为了眼前的嗜好欲望而恣纵放任。这何异于渡海失去了船舵，坐在柴堆上待燃？奸臣受宠幸被重用是因于巧言谄媚，谁还知道将他们的丑恶与美好去辨分？所以朝廷的法律禁令不能直用于豪门贵族，皇帝的恩泽也到不了势力孤单的寒门。我宁可在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荒年忍饥挨寒，也不愿在当今的丰岁享受饱温。掌握真理即使死了，也是精神不灭；违背道义就是活着，也是灵魂不存。
有一位秦地的客人，于是作诗说：“黄河水清不可等待，人的生命不可久延。随着风势小草会猛烈地仆倒，有钱有势的会被称作贤人。即使文章装了满满一肚子，也抵不上一袋子金钱。阿谀奉承、随声附和的人身居高堂，高亢倔强、正直不阿的人只能靠在门边。”
鲁生听到这诗后，紧接着作诗道：“权势之家怎么样都对，就连唾沫也是珠宝。贫贱之人即使品德高尚也遭遗弃，好象兰草蕙叶变成了干草。贤明的人虽然自己清醒，无奈却被那群愚人所困扰。姑且各自守着你们的本分吧，不要再白白地为功名奔劳。可悲啊可悲啊，这就是命运啊。”

书法造诣

在书法批评史上，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它对后世书法理论批评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东汉时期儒学背景的崛起直接奠定了中国书法的文化系统。从本质上说，赵壹《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这使得赵壹无法以书法本体论的立场对书法进行审美观照，从而也使得赵壹无法达到同时代崔瑗、蔡邕的书法审美高度。但赵壹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性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形象——书法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旨。”由此，东汉书法理论呈现出两极发展态势：崔瑗、蔡邕以本体论的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赵壹则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这两个表面看来严重冲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共同建立起书法的审美——文化认读模式，从而确立了书法理论本体的完型。
赵壹《非草书》的儒学立场，使他无法以审美角度理解、认知草书，而是把草书视做离经叛道的末技： （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 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 岂不细哉。 在赵壹看来，书法是“王政之始，经典之本”，是圣人载道的工具，它直接关乎王政礼乐的盛衰。而对草书的耽迷则只能引入背经离俗，误入歧途。他的《非草书》便旨在使“士子就有道而正焉。平息社会热衷草书的狂热情绪。
草书在东汉的兴起，虽然有着强大的实用背景的支撑，但与崁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出现的隶草，藁草已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审美内涵，前者是“赴急速”的实用化产物，后者则是审美意识趋于自觉的结果——草书已完成从实用到审美（即藁草到草书）的过度，获得独立的艺术品格。这个时期崔瑗、杜度、崔寔、张芝、罗辉、赵袭等众多草书名家的出现，，使草书形成一个在士人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从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的狂热心态：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凡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灸众庄，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可以看出，东汉书家对草书的耽迷已进入纯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他们对草书的认识已完全摆脱了实用的羁绊，主体意识趋于高度自觉。他们为追求草书艺术可以抛弃仕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大批士子也弃置经学而献身草书：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 这是一股汹涌的艺术浪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期，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未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阴阳，儒墨，道家，法家，纵横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着，而统治者对诸家思想的选择依循也不尽一致： 孝武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后世作为万世之宗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存在着，其地位甚至比不上黄老之学。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汉国势日益强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兴太学，置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儒学遂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最高哲学。由于西汉儒学主要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阴阳、道家、法家各家学说而形成，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便构成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谶讳经学。“谶讳之学，经之支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将过去的一切具有预言性质的东西（包括神话传说在内），加以汇集，用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并融入儒家的经义之中，神学，谶讳在同一个目的中融和交织起来。”今文经学在上层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统治严重桎梏了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学官外，它仍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愈益趋向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遍注六经，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而统一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繁荣自觉。
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正处于东汉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自由活跃的时期。作为正统文人赵壹显然对土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艺不满，他的《非草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平息弥漫整个士人阶层的草书热情，使文人学士重新皈依经学，就有道而正焉：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对赵壹而言，书法只是圣人的载道工具，而当书法独立于经学之外并直接对经学构成冲击时，赵壹便无法厘清书法实用与审美的分野。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入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
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赵壹的书法文化本位观念对晋唐及晋唐之后2000余年书法理论的发展构成带规定性的影响。在赵壹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理论家将书法有意识地纳入既定的文化体系中，书法的文化性表现为泛化的非主体特征。西周时期，书法虽被列为“六艺”之一，但“六艺”本身的泛文化性也决定了书法的泛文化性特征。由此，书法作为“艺”的规定，虽然具有文化的维度，质素存在，并直接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但“六书”作为艺术理论更多地还是指向书法的审美特征。“六书”的“象形”、“指事”、 “会意”便是立足审美立场对书法视觉空间造型的强调，这构成上古书法结构理论的主体内容。
自西周至东汉之前，书法理论主要表现为书法结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这是与书法本体动态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主体特征的文化体系对书法构成箝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类型是泛化的。书法与文化的结合处于一种自在的游离状态。赵壹在东汉的出现改变了书法与文化的这种历史关系。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使得赵壹得以站在儒学思想背景下对书法明确地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的理念和价值范式，由此，书法的泛文化性被对儒学的单维的绝对尊崇所取代。同时，这也构成了汉以后2000余年书法理论的首要文化内容。
中国书法理论由上古滥觞形态的“六书”理论发展到东汉，其理论本身发生了重大转折——书法理论不再仅仅是立足书法（文字）结构的空间造型理论，而是向审美一文化复合模式发展。 可以看出，赵壹、崔瑗、蔡邕的共同理论努力促动了书法理论的转型，完成书法理论由结构理论向本体（审美）理论过渡，至此，书法理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赵壹站在儒家卫道立场，在东汉草书艺术浪潮对经学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时，力倡书法对儒学的尊循，并由此开启书法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这是一种不合目的合目的性。早于赵壹的崔瑗、蔡邕虽然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从而将书法审美提升到主体高度，但从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来看，东汉时期书法理论如果失去赵壹文化本位理论的参与则将大大推迟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为从本质上说，书法理论本体并不仅仅是由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点上赵壹对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