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寿
生平简介
陈曾寿，其家累世为儒，曾祖陈沆（1785～1825），於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廷试第一入翰林，著有《简学斋诗集》、《诗比兴笺》。祖父陈廷经，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任内阁侍读学士。父陈恩浦，以不得意於科举，未仕，仅获属虚衔之中书科中书。曾寿十八岁补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选拔贡於朝。辛丑年（1901）清廷与八国联军订立和议後，湖广总督张之洞广揽人才，曾寿亦被招入幕，拟选派往日本留学，但次年（1902）即与二弟曾则、三弟曾矩，同中式乡举。再次年成进士，任刑部主事。後又应试经济特科，列高等。累迁学部员外郎、郎中，广东道监察御史，最後官至学部右侍郎。
1911年升广东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于杭州西湖买地购屋，奉母以居。宦囊告罄，出售所藏宋徽宗《睛麓横云》山水画、元吴镇《苍虬图》及自作字画维持生活。平日与一众遗老诗人、词人，包括冯煦、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朱祖谋、况周颐等交往。但他仍抱复辟之望，张勋於1917年拥逊帝溥仪复位，曾寿亦在上海帮助策划。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北京紫禁城，逃入天津日本租界，设立“清室驻天津办事处”，任曾寿为顾问，却未到任。至1930年，因陈宝琛的推荐，曾寿终於赴天津任溥仪妻婉容的教师。1932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溥仪在长春成立“满州国”，曾寿虽洞悉日人阴谋，不愿在傀儡政府中任官，却始终对溥仪难舍难弃，遂在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中任局长。最後仍因反对日人的干预而辞职，移居北京。抗战胜利後，曾寿於1947年返回上海，依二弟曾则而居，两年后于马斯南路寓所辞世，享年72岁。
文学创作
陈曾寿一生，尤爱吟诗填词，平生所见所闻所感，均记之于诗，著有《苍虬阁诗集》10卷及续集2卷，《旧月簃词》一卷。其诗效法李商隐、杜甫，其词多用佛典、禅语，所刻画的意境丰富而又空灵，色彩特异，词风独到，自成一家。在清末民初，与江西陈三立、福建陈衍并称“海内三陈”。陈三立对他甚为推崇，说“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
陈曾寿是中国近代诗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其诗“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远”，“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有较多艺术价值。诗学宋人，是当时“同光体”派的重要一员。陈衍说他“初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後来则有“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严。”陈祖壬亦称其“出入玉溪、冬郎、荆公、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陶杜，志深味隐，怨而不怒。” 晚年诗风“则渐归於淡远”。钱仲联认为其“集中咏松、 咏菊以及游览山水之作，最称杰出。南湖诸作，足与觚庵争胜。”
陈曾寿自少虽好读词，却直到四十岁才开始稍用力创作。作品数量亦不多，身后所印《旧月簃词》，收词不过一卷，共九十七阕，其中几乎一半都作于他奉母退居杭州南湖定香桥的十年之间。数量和他十二卷的诗作相比，相差甚远。其五弟曾任就说他“于诗致力至深，词则伫兴而作，不自存稿。”陈曾寿的词虽少，成就却一点不比诗逊色，甚至在性情的抒发方面，可能更佳，叶恭绰说：“仁先四十为词，门庑甚大，写情寓感，骨采骞腾，并世殆罕俦匹，所谓文外独绝也。”朱祖谋评道：“他人费尽气力所不能到者，苍虬以一语道尽。”龙榆生也忆述道：“强邨先生（朱祖谋）晚岁居沪，于并世词流中最为推挹者，厥惟述叔（陈洵）、仁先（即陈曾寿）两先生。”可见同代词人对他称誉之隆。但也有持不同看法者。例如张尔田说：“苍虬诗人之思，泽而为词，似欠本色。”又说：“苍虬颇能用思，不尚浮藻，然是诗意，非曲意。”这种看法与李清照讥评苏轼等人以诗入词，不算正宗的言论相近。陈曾则在《旧月簃词序》中称曾寿方冠之年“喜诵苏长公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及辛弃疾千古江山、更能消几番风雨之词，亢声高歌，跌宕而激壮，闻之令人气长；又喜吟李易安萧条庭院诸阕，如泣如诉，哀怨凄楚，闻之又不胜回肠荡气，低徊而惆怅也。从这段描述看来，陈氏本身好尚苏、辛慷慨疏放一路的风格，又以诗人笔法填词，故其词作被评为有欠本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平心而论，陈曾寿的词因为数量较少，面目不多，加上他又不是专攻词学，所以质量虽高，却始终和清季大家如朱祖谋等有一段距离。钱仲联便指出：“遐庵（叶恭绰）以为门庑甚大、并世殆罕俦匹，则不知置强村、大鹤（郑文焯）于何地”，他并且认同张尔田的看法，认为其评语实属持平之论。
不过，陈曾寿在民初尊体派或遗老词人中，确是别树一帜，不像陈洵等人那样，专主一家，而是伫兴而作，故颇见性情，无矫挠造作之态。他曾经编过一本《旧月簃词选》，并约于1923年春写了一篇序。这篇序或多或少阐述了陈氏的词学观，例如该文开首便指出了词体的特点：
“花间春琖，俄照绿阴；虫畔秋床，骤闻凉雨。荡羁魂于别馆，回幽绪于闲悰。缥渺千生，温凉一念。于斯时也，欲拈韵语，苦诗律之拘严；欲叙长言，奈柔情之断续。求其追摄神光，低徊本事，微传掩抑之声，曲赴坠抗之节，其惟词乎。”
在他看来，词最适合传达深微隐曲之情，因为其格律比律诗自由，又比古体长篇委婉曲折，这和王国维所说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看法相近。另外他对于选词也没有门户之见，主张取径多方，但又不同意浅尝辄止、细大不捐的做法。《旧月簃词选序》中便指出前人选词有四种趣向，各有各的弊病：
古今选本，微涉异同。酸咸之品，嗜好攸殊。丹素之分，是非在我。一也。区派别者，多门户之见；矜位置者，严升降之殊。兹则悦异暖姝，迹混爱薄。二也。义取别裁者，必审矜式之篇；志发幽潜者，每劳罔象之索。兹则染指不嫌乎异味，适口惟餍乎常羞。三也。网罗期乎备盛，燕雀贵乎均平；则江海只尝其一勺，涓滴或重乎千流。兹则或录多篇，或从盖阙；无事兼收，从吾所好。四也。具兹四异，趣向自殊。
陈氏又注意到同一个选家的标准与好恶，会随时代与个人阅历的变迁而产生变化，所谓情以境迁，境以时易。故他主张因应一己的心境际遇，披读前人之作，不必囿于一家，所谓“如我意所欲云，宛精魂之犹识。凡在此伦，尤为独赏。”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具备超凡的识力，即使对于大家，也应该辨识其精华与糟粕所在，不能照单全收：
又若《乐章》（柳永词集名）谐婉，强半枕席之言；《片玉》（周邦彦词集名）宗工，阑入猥亵之语。后人震于其名，阴触所好，遂谓其字字珠玑，篇篇琼玖。择焉不精，斯为大惑。
最后他总结道：“苟或描摩为工，鄙俚为雅，即托例《闲情》，亦属下乘。”所谓《闲情》，是指陶潜所作的一篇赋，内容与男女之情有关。此类作品，即使文字如何细腻动人，他都认为不宜推广。他所欣赏的，是像“空江烟浪，寄怨梅花；残月晓风，销魂柳岸”一类的作品。以此观之，陈曾寿虽主张博采诸家，好像没有特殊的偏好，但到底还是以雅为依归，与传统词学观只是大同小异。
陈曾寿的词学观也反映到其本身的创作上，在他现存的词集(甚至包括其诗集)里，就几乎没有一首谈及爱情的作品。最常见的是有关个人的感怀和对清室的眷恋，这类词作每每借助山水记游、咏物(特别是花卉)，抒发一种幽微的、若有所失的情绪，但有时又掺入一些佛理，彷佛参透了人世的无常。遣辞造语，则大要以雅为主。色调偏冷，无剑拔弩张之态，又没有陈洵稍嫌过份的颓唐与伤感。虽说他年青时喜读苏辛词，却甚少豪放之作，顶多只是疏旷而已。有时则有点姜夔幽寂清峭的味道。他描写的景物，偏向微观世界，这和姜夔也颇相近。特别钟爱梅与菊(其诗也如是)，往往不厌其烦反复吟咏，因为对清室念念不忘，陈曾寿的诗词中，常表达出一种执迷不悔、一往情深且甘于穷独的情绪。如<蹋莎行>(石迭蛮云)的结句云：“一生长伴月昏黄，不知门外泠泠碧。”以梅花伴月始终不弃，隐寓对清室的忠诚以及不问外事的态度。但即使陈曾寿对清室是如何的竭尽忠诚，亦毕竟大势已去，举国上下对帝制已弃之如蔽屣。所以其词一方面虽表达了个人的执着，一方面(尤其在后期的作品中)亦常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感。
陈曾寿词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特点是喜用佛典、禅语，有佛教色彩或词汇的篇章大抵占了一半或以上。曾寿自幼即好佛，及长尤甚。其弟曾则称其“少时即喜吟咏，绘佛像于莲瓣，见者赞其工妙。日诵金刚经普贤行愿品数十年不辍，其诗与画乃定慧光中流出，故有其敻绝之异境。”陈祖壬亦称其于清亡后“引归不复，饮水茹蔬，自诡佞佛。”可见其好佛，除了天性使然外，后来还与清亡有关，大抵是想借佛以遁世，这种意识于是亦反映到其诗词的创作中。
民初的遗老词人，大都讲求效法前修，特别是婉约派的代表吴文英。陈曾寿或由于以诗人的身份与学养参与填词，而且只是随兴之所至才偶尔填几首，并没倾全力为之，故其面目颇与诸家有别。其性情之真，兴象之华妙，气度之疏朗，亦非诸家可拟。不过他后来的词(特别是长篇之作)，因为与词坛名宿唱酬日多，亦渐渐变得越来越像词人之词。在庚寅本的《旧月簃词》自序中，他便称其所作得力于朱祖谋甚多：“余自与强村侍郎定交，始知所为词有涉于纤巧轻倩者，既极力改正，嗣后有作，辄请侍郎定之，得益不少。”总体来说，陈曾寿的词虽没有扭转一代的风气，对后世影响亦不明显，但因为风格独特，实足以在二十世纪词坛占一重要席位。
